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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卓尔不群论铁抗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0-01-17 10:04:00

卓尔不群论铁抗

作者简介

朱崇科,1975年生于山东省临沂市。 1994-2001年负笈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分获本科、硕士学位。获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学术专长为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鲁迅研究)、华语语系文学(尤其是新马、港台文学)、东南亚华人文学与历史。





铁抗(1913-1942),原名郑卓群,出生于广东潮阳,曾用名铁亢、明珠、金铁皆鸣、金箭、金鉴、鸣珠、群等。1936年冬,铁抗南来马来亚,在民众学校教书,并主编《星洲日报》服务版,1937-38年接编《星洲日报》《文艺》周刊,1939年编辑《总汇报》副刊《世纪风》,并同时与友人创办并主持《文艺长城》,1940年赴马来亚吡叻州邦咯岛各地教书,1941年底返回新加坡,不久星洲沦陷,19422月铁抗于日本人的“检证”被捕并惨遭杀害,年仅29岁。


马来亚文学时空中的铁抗存在时间只有短短五年,但他却是星空中璀璨的一颗明星。在这五年内他笔耕不辍,先后尝试过各种文体:如散文、随笔、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试炼时代》、文学短论及文学批评论集,除此以外,他也写过通讯、剧本等等。大致而言,他的作品大多收入方修主编的《铁抗作品选》、骆明主编的《铁抗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2006)中。毋庸讳言,铁抗具有彗星般的气质,也受到及时的关注,如人所论,“铁抗当时可能不会知道,他的长眠之所,竟是这片逗留三五年的陌生地;他当时可能也不会知道,就因为这三年五载,文学史将他的定位给了这个地方——一个广东潮阳地方来的年轻人,在三五年间成了马华作家,而且还是文史家心目中极为重要的马华作家。”


庄华兴认为,我们应该出土铁抗,“铁抗于1937年初出现于马华文坛,至1942年去世的5年光景中,留下几篇杰出的小说和颇富洞见的理论文字,值得重视。出土铁抗,是出土马华诗学的部分垦拓性工程。”问题在于:如何出土?又如何呈现?


    需要指出的是,铁抗献身文学的这五年,恰恰也是他血气方刚、专心做事、努力开拓的时期,如人回忆所言,“他把文艺当作终身的事业,态度诚恳,许多文艺青年都学吸烟喝酒和打牌,把生命消熬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以为非此不足成为文学家,结果是文学家还做未成,而颓唐文人的恶习都染遍了。”但同时却又是他力比多(libido)找不到宣泄口,刻意认真转移的时期,因此彼时即使是现实主义的主流大潮亦无法遮蔽其汹涌的暗流跌宕,这体现在其文学理论的演进和变迁中,同时在他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之间难免既可能吻合,同时又有繁复张力和对抗。难能可贵的是,铁抗兼擅创作和文艺评论,又相对有识见,他的丰富与部分驳杂其实有时也是对主流文学(史)观(比如方修等)的挑战乃至校正。鉴于前人论述相对富足,本文并不强调面面俱到,而是更侧重其独特之处,所谓卓尔不群而后又引领人群,也恰恰暗合了其原名郑卓群。 


理论演进:马华现实化及其张力

   整体而言,铁抗的文学理论虽然有变化和发展,但在主流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当无疑义,尤其是到了较后期的阶段,他甚至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如在19409月创作的《马华文艺现实化问题》一文中,他就指出,“对于‘现实化’,或者说,马华文艺的现实主义,即就到今日,还徘徊在个人主义浓烟中的作者,也未尝而且不敢提出相反的抗论;这说明了整个文坛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不过有的还依恋着过去,未曾越狭小的世界一步;有的认识不足,误解‘现实’的意义,因而未曾把握现实的本质;有的则因环境的限制,不敢正视现实罢了。而走在这些的前面,作为马华文艺的领导人的,无疑地是‘现实主义’。”但作为一个较有个性和理论基础的文艺工作者,他的文学理论坚守又有独特和远见卓识的元素。

1
中国性现实主义

可以理解的是,身为在马来亚的中国侨民,即使铁抗有书写“此时此地”的部分在地认同,但可以理解的是,毫不例外他的现实主义中有相当强烈的中国性(Chineseness),这里的中国性既有部分政治文化认同,同时也是对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移植。在他看来,尽管马华文艺界和中国文艺界有差别和各自的特殊性,但亦有密切关联,“因为马华文艺是属于‘华侨’的,而华侨是中国人,因此马华文艺自然隶属于整个的中华民族文艺,成为她的一个重要部分,另方面,因为华侨和祖国的同胞相仿佛,组成的社会不但同具封建的性质,而且在同一的势力之下……因此文艺在总运动目标方面,同样是反侵略反封建的。也可以说:马华文艺界配合着祖国文艺界的行动而执行她的任务”。


甚至在《马华文艺的地方性》一文中他也可以将地方性拓展到祖国(中国)的抗战,“将祖国抗战的题材加以组织,形象,置于马华读者(或观者)面前,使他们把握到抗战的中心意义,从而组织他们,教育他们;这,虽然摄取的不是地方的题材,却发挥了地方性的效果。这就是马华文艺作品的地方性。”所以,帮助铁抗著述的《马华文艺丛谈》写序的柳北岸指出,“铁抗在这个伟大时代呼唤之下,虽然远离故国,可亦投入了白热化抗争的洪炉,紧紧地站定他的岗位,配合了中国抗战,在新马发挥他的写作力量,虽说当时马华文艺在发展上的条件不够,他可勇敢地吹起了建设的号角。”显而易见,铁抗的中国性现实主义自有其特点与功用。


1 不断现实化不必多说,铁抗更强调的是“现实化”问题。这是近乎贯穿其文学理论发展的主线和关键词。在《马华文艺是什么》中他指出书写马来亚现实的必要性,不写甚至就是犯了错误,“假如有人故意无视马华现实,舍弃马来亚华侨社会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不写,以为那是可有可无的素材,而一味描写些马来亚华侨社会以外的不熟悉的场面,那他就犯了错误。”而《马华文艺现实化问题》更属于专篇文论,他指出了当前有关书写的不足:一是认识不足,二是不管正视现实,并进行总结,“作者们在今日是应该把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不但要勇敢地从现实中撷取题材,而且得强化主题,把题材在正确的主题下面形象出来。这样,‘马华文艺现实化’这一鹄的才有到达的希望。”


同样,在进行文艺现状总结时,他也从批评的层面指出有关文艺不能真正现实化的问题,“作者还不曾充分地接触广泛错综的马华现实。就是说,还有许多不曾从狭隘的生活里解放出来……而且多数还深入得不够,因此作品内容的积极性或现实性依然有一个限度。”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铁抗对现实主义的高度强调与不吝弘扬,从概念厘定到任务剖析,再到缺陷批判,然后及时现实总结,这一再看出他的努力与坚守。


2 文以载道及践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抗日战事的推进和马来亚战局压力日蹙,铁抗的文学理论具有不断增强的政治性和功利性强调,而且也有围绕相关主题加以践行的引导和要求。


193788日铁抗从王哥空(1903-1959)手中接编《星洲日报》副刊《文艺》时,他在《致亲爱的作者》一文中写道,“关于技巧,编者个人是最重视的。没有圆熟的技巧,作品就宛如缺乏表现力的画面,而其所捕剪的题材,也同样地失去可能显示的意义。编者希望本刊的来稿,不但要有进步的中心,同时要具备这为作品之肌肉的强健描写技术。”而到了1940年《诗、散文、个人主义》一文中,却已经部分改变了态度,指出了马华诗人们世界观的不统一,“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的正视、把握,发掘,组织,再现,并且是基于组织广大群众的必要而采用大众化手法的再现;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的回避,忽视,歌颂个人灵感,醉心于各种各式的诗范。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保守的,属于后者的诗人们正乘着一年来马华文艺的退潮,而占着上风,有着压倒的数目。”甚至最后还提出忠告,要求扬弃个人主义、颓废的气息,探求新的大众形式,扩大、充实自己的生活。


不仅如此,铁抗还展开了不少颇有实践性的文艺活动。其中包括:


①  文艺大众化及通俗化

1938年张楚琨(1912-2000,时任《南洋商报•狮声》编辑)等人提倡在马来亚文艺界展开文学的通俗化运动,铁抗对此表示支持,但他同时也对如何利用旧形式为通俗化服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谓旧形式的利用,应该是旧形式辩证地批判地利用,它必须扬弃那腐恶乖理的形式和封建的内容,必须以此为文艺大众化的一种过渡手段而达到属于大众的新形式的建立;称为新型小说的,论理该是日渐成长中的大众化新形式之一。而且,利用旧形式要看文艺的对象(读者)对于该形式是否熟悉,能否消化。在马来亚居住的闽粤华侨,未必喜欢北方的旧形式,因此不必强用。”赫然可见铁抗的独立性。


②  鼓吹报告文学/戏剧

如何利用更卓有成效的新型的艺术形式为马华文艺及抗日服务?铁抗因此也特别强调对于戏剧(尤其是话剧)的反思,在《马华戏剧检讨》一文中,他指出马华话剧界的缺点,比如缺乏健全的组织——马华戏剧统一战线,缺少发展计划,剧人(戏剧工作者)工作态度不良;同时,在《试写剧本罢》中,他又鼓吹多写剧本,“马华试写剧本的,在完成充分的准备之后,必得注意适当的主题题材和口语,更必须争取演出的量和质的进步。”


同样,铁抗积极鼓励书写报告文学,在《你想做报告文学者吗?》一文中,他首先肯定了报告文学的重要意义,及其衰落,同时也指出如何做一个有关人士,比如深入生活、锻炼写作技巧、意志坚决,有正义感等等,而且他还对此题材展开总评及更深入的思考,如在《论马来亚的报告文学》中,他就强调可能出现的书写的公式化问题及解决对策等,“报告文学当然要迅速地反映大众关心的群众活动的纵横面,但尤其要迅速地把握并反映那些看来平淡但极重要的社会现实……题材的千篇一律,会使报告文学离开它的最重要的岗位;报告文学者视野的狭隘,会使他的工作意义减少”。


③  策划文艺通讯运动。

铁抗还积极推进文艺通讯运动。此运动原本于1938年由广东文学会司马文森(1916-1968)提倡,沈明则通过《总汇报》副刊《世纪风》加以推动。193911月,《世纪风》编辑铁抗开始大力鼓吹,而后他还专门写了《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比如告诫大家一些起码的写作常识、具体运作,其中也还包括如何做一名文艺通讯员等等。如人所论,“在《世纪风》的努力下,其他报社也都跟进。这种做法不但可以培养干部,也可给报社带来直接的新闻,不必聘用大批人手。结果在新加坡设立总站后,也在吉隆坡成立分站,又在13个乡村区成立支站。正式登记的文艺通讯员有40余名,可惜这个运动在1940年后,因铁抗的离职及通讯员的素质问题,再加上客观上的限制而未能持久发展下去。”但无论如何,铁抗在其间功不可没。


    毋庸讳言,由上可见,我们不难发现铁抗的现实主义观,而且,他不仅在文学原则上加以强调和提倡,也结合各种新型文体进行实践,希望可以推行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让文学更好地反映现实,亦为现实服务。

2 暧昧的本土诗学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在《马华文艺的地方性》一文中,铁抗发问,我们所要的马华文艺的地方性怎样呢?他自己回答道:


依据进步的世界观,直接发掘马来亚的活生生现实,用马来亚华人的真正语言——口语,和能为华人大众所接受的中国作风,发挥那组织地方的文艺对象(读者或观者)的主题的文艺作品,便是我们所需要的具有地方性的马华文艺作品。

详细点说,题材应该是马来亚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主题应该是进步的,能负担组织华侨大众的任务的……而马华文艺作品,在技巧方面,应该吸取华人大众的口语,使自身活泼,通俗,有生气。地方风景的描写,是‘地方化’的当然的结果,用不着着重论述,而口语和通俗,才是形式方面的条件。


但同时他也指出地方性作品的位置,“马华文艺终极的目的,不但要使她的读者认识马来亚以外如中国抗建大业的中心意义,而且要使他们特别认识自身和所处的环境,把握特殊环境的将来。具有地方性主题和非地方主题的作品,充其量是马华文艺的副产物,决然不是根本。”可以反思的是,在铁抗这里,此时此地的本土诗学当然重要,但由于他的中国认同依然强大,且本土论述往往指向未来和本质,却总有些东西旁逸斜出,从而造成了论述的暧昧性。实际上,铁抗是不少新潮论点的独特阐发者,其暧昧之处恰恰可能呈现出新理论的萌蘖。


1“超族际/族界”。在《马华文艺是什么》一文中,铁抗自然又呈现出他的暧昧性本土诗学,既强调马华文艺的侨民特征/属性,又指出它要反映的马华现实与中华民族文艺具有一般的共通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超族际”的概念,“马华文艺是局限在一族(中华民族)里面的呢?还是超越族界的?如其是前者,那么她所担负的使命,就正如狭义的国家主义者的主张那样狭隘,不能完成马华文艺最高效能的发挥。马华文艺,因为她是在‘人种陈列所’的马来亚建立起来的,她和印度侨民的和马来土著的文艺有一致的地方,同为马来亚文艺的一环。就一般的社会关系看,华侨文艺的主体——中国人和印度人等在经济上和生活上有的已经发生了多方面的关系,譬如商业上的关系,劳动上的关系等等,尤其是后者,占着最重要的一环。由于阶层相同,各民族间早就有了生活上的共同要求,或者经济上的共同理想。这种要求和理想自然是马华文艺所要反映,所要推动的,这一来,就不得不将其他民族的活动也都反映了。这是必然的,因此马华文艺应该是超族界的。”


相当犀利的是,铁抗此概念有其内在逻辑:一方面,他强调马华文艺建基于“人种陈列所”的马来亚,它和印度侨民文学、马来文学同属马来亚文学的一环,三足鼎立、相辅相成;而另一方面,若以华人为中心,从社会关系上看,华人和印度人、马来人也有诸多层面的“共同要求”,犬牙参差,这是马华文艺必须反映的现实,而且他对这个特质与马华文艺的关系亦有精深的判断,“唯有这特质——超族界的特质的存在,才能保证马华文艺内容的丰富与进路的正确。”


从这视角看,铁抗的暧昧但超越性立场令人赞叹,他恰恰既超越了中国中心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的狭隘,同时又超越了马来本土主义者的傲慢,从而为马华文艺的长线发展指明了方向,如庄华兴所言,“在战前侨民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铁抗的超族际论无疑的具有前瞻性意义,或许土生性马华文化(Indigenous Mahua Culture)资源的累积可以在这里找到催生性元素(Cultivating Catalyst)。这些在战后/独立前后某些马来左倾文人与社会写实作家的作品中可找到契合的文学共图——赋予语言文字强烈的社会功能,同时没有放弃美学理想的追求。”


2“马华语系”。毋庸讳言,“马华语系”概念的提出虽同样可谓无心插柳,但个中内涵确有值得重审之处,这呈现在其《马华方言文艺杂论》一文中。


铁抗一针见血指出了方言文艺的可能优势,“新鲜,活泼,通俗而具有深入能力”,同时从书写语言角度,他对欧化和北方语言的地位进行评价,“说马华写作者是欧化和北方化语文的奴隶,是毫不过火的。马华作者选择的是发生于闽粤人间的社会素材,描写的是属于闽粤语籍的人物,而所运用的文字语言呢,却是欧化的,或者北方化的。”


表面上看,他只是从语言/方言角度指出马华文学书写内部的权力/话语关系,但此议题本身亦可扩展,包括中国普通话/标准语对区域华文文学的混杂话语问题。若更进一步,从后殖民(post-colonialism)的视角解读,其中又有一种可能的霸权关系存在——中国文学和区域华文文学的关系,甚至也可以联系到后来的断奶论等等。


接着铁抗指出“马华语系”多元并存的重要性,“既称为方言文艺,就字面说,应该包括方言剧本,方言小说,方言诗等,而在马华语系的区分上,应该包含马来亚华侨诸种语系的文艺作品”。相当有趣的是,铁抗以“马华语系”涵容了马来亚华人内部的方言文艺可谓别具匠心,照此逻辑类推,这些年炙手可热的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其实并无太多新意,无非把马华拓展为华语而已,更多流于术语的理论性生产,而不具备真正的可操作性。若依铁抗的逻辑加以延伸,史书美的包容性较小的概念无疑是自废武功,甚至开历史的倒车。


回到论题上来,铁抗并没有放任方言文艺中方言的发展,他也对某些倾向和认知进行批评,“他们以为非把方言原原本本毫无增减的写上去不可,因此他们试想将产品分割为两部份:对话部份一体用的方言,非对话部份便用普通语文。这想法是不伦不类的,离开理论颇远的……我们得记住:人物的对话汲取方言,不过要取得人物的特定语言的格调气氛等而已。”方言的使用不可太任性、太封闭,这样的固步自封就等于闭门造车。从这个视角来看,铁抗既有较强的包容性,同时又强调本土的独特性,自有其圆润逻辑。


3 反机械论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如此评价铁抗,“铁抗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修养上不断地赶向时代。南来之初,他的文章中经常可以发现若干杂质。虽然那篇受过指责的署名‘祥’的《文学机械论》,有说并非他的手笔,但类似的观点,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是数见不鲜的……然而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却就渐渐晋入另外一种境界了。”在我看来,称其为“杂质”是方修对铁抗的误读。


署名“祥”的《文学机械论》发表于193795日的《星洲日报》副刊《文艺》。而于19391月发生的“现实主义与朋友主义”论争的当事人之一张天白就坚定地认为“祥”就是铁抗的笔名之一。我们此处赞同多数人意见,将之列入铁抗的作品门下。


铁抗在此文中批评1927年后中国的新兴文学的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思想过度激进,论调机械,未能吻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反倒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强调的“民族的、国防的”文学更适应彼时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强调文学“是具有人性的”,文学战士可以灵活消除社会矛盾,未必一定要改革环境,方修因此归结为“思想境界却并不高”。


在我看来,这是方修以道德论、世界观、思想的倾向性等朴素现实主义理论窄化铁抗的文学认知,事实上,铁抗的观点恰恰可以呈现出他在当时语境的正常乃至犀利,比如批评中国新兴文学的刻板、激进和机械即使在今天看来可谓相当睿智,毕竟,中国的新兴文学中的确不乏左派幼稚病等倾向,虽然也有其所谓日益狭窄和激进的“革命”追求,如人所论,“革命文学扭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方向,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反动。中国文学进入一个转折点,即由争取现代性转向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由启蒙文学转向革命文学(新古典主义)。”类似的,文学书写指向人性、关联人性似乎天经地义,也是一个常识,应该说这都是血气方刚的铁抗非常本能而又锐利的文学探勘,从此角度看,铁抗的被委屈和窄化恰恰反映出方修文学史观的狭隘与偏执。


文学实践:多元现实主义

铁抗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作家,虽然他一如彗星稍纵即逝,但却摇曳多姿,具有很强的爆发力与辐射性。如果我们非要偷懒的用现实主义标签套用他,那么他的创作可称为“多元现实主义”。相当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创作可谓颇富张力:一方面,他和文学史家对他的框限颇有距离,而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实践和其理论坚守亦有张力,庄华兴指出,“除了小说,铁抗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是理论的建设。他的理论指导他的写作实践,也是他写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互补共生,互为参照,形成他创作生命的内在原动力。”所论有精彩之处,但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某种意义上说,铁抗的创作对理论的逸出和突破更是他的迷人之处,并非完全吻合的。


    我们当然可以找到铁抗文学理论与实践高度契合的地方,比如在《人物的描写》中,他指出“在典型人物的雕塑方面,马华写家该注意到‘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大凡完成了人物特征的概括之后,为要使笔下的人物更具实象,因此在已所知道的许多人物中,选出了特殊习惯最凸出最动人的一个作为蓝本,是该被允许的,因为这不特无伤大体,且可使人物更为迫真,创作过程更为容易。”这当然可谓夫子自道,他的人物塑造,如《白蚁》中的主人公塑造可谓形神俱备,是理论的有效践行。而在《马华文学作品中的口语》中就强调合适的口语对话的重要性,“文学创作应该追求高度的真实性,口语化的对话,在适切对话者的阶段,修养性格,语属这几点上,能够帮助文学产品真实性的完成。马华文学作者是必须注意这一点的。他们应该深入到他们所要描写的人群中间,去汲取最具表现意义的,最活泼的语言。”而在《试炼时代》中铁抗在描述汉奸朝鲜人金利宗向张川勒索时所讲的话就是“一嘴从天津学来的京白:‘听着没有?十万犒军费你得先垫!听着没有了?’”(《铁抗作品研究专集》,页321)可谓言出必行。 

1 灵活的反讽

毫无疑问,铁抗的小说中最擅长的策略之一就是反讽,而相当有意味的是,他自己对这种手法有着相当清醒而深刻的认知。在《谈讽刺》一文中,他指出了讽刺在抗战社会的必要性,“有如目前的祖国一般,马来亚华侨社会是富有讽刺资料,而且急切需要‘文学上的讽刺’的国度。古旧社会遗留至今的愚昧,造成上中阶级的自私与虚荣;我们试一冷静地观察一些上流人物行善好义的行为,便不难明白在那些行为后面的是潜伏的虚荣心理”。同时他也指出采用这种手法的准备:一为人格基础,二为选择合适题材;当然他也有相关禁忌:不可攻击别人的生理/心理缺憾,而不可攻击某种非落伍的人行为上的缺憾。当然还有自己的讽刺原则:1以马来亚素材为主;2具有本质意义;3指向人物和时间的典型;4讽刺该是积极的,“所谓积极,含有建设推动的意思;向腐恶的人性进击,使之遭受严重破坏之后,重新建立善良的性格,这是建设;指出人性的缺憾而加以嘲笑之后,进一步指出善良的性格前途,这是推动。”


毫无疑问,铁抗自有其契合其理论原则的代表性作品存在,这尤其以《白蚁》、《洋玩具》为典型。《白蚁》则嘲讽了那帮吸附于抗战伟大事业的寄生虫们:他们各怀鬼胎、巧舌如簧,为谋取私利不择手段,其中就有冒充铁军甲等团长的林某,其目的是为了骗钱带姘头回广西开店;也有借贩卖假古董玉器谋生的烟鬼萧思义;有借宣扬救亡募捐骗印刷费的王九圣;也有企图靠社会网络骗取报名费的陈鹏举,而他们最终都集中到冤大头——牙兰加地筹赈分会主席萧伯益的药店里来。类似的《洋玩具》也是嘲讽,一个二毛子青年马奇烈,父亲是唐人,但他是英校生,完全不会国语,他到山芭华人学校教英语,对学生们毫无感情、憎恨厌倦他们,对祖国(中国)的历史现实近乎一无所知,迷恋都市生活,最后回到槟城了事。小说借此嘲讽殖民奴化教育导致的恶果,华人后裔不过是一个“洋玩具”。


而出人意料的是,《试炼时代》作为一个鼓吹抗战时代家服从国、个体服从集体的主旋律中篇,却也在正面树立张建的积极转变过程同时加入了反讽。作者也曾经解释小说中不少黑暗面的植入,“这得归究到我的僻见和性格。我一向认定配置得宜的忧伤描写和其相反的描写手法,同样的有感发读者,完成预定的‘艺术的’力量。而抗战第一阶段的黑暗实况,又必须指出以资检讨;并且自己是一个忧郁质的青年,喜欢用忧郁的词句来劝励他人和自己。”


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的残酷与罪恶有时让铁抗也难以彻底坚守自己的讽刺原则,比如他曾写到抗日伤兵们的兽性,“新自固安撤下的一部份东北兄弟们,亦和伤兵一样的流荡在正定的大街小巷,驻搭在主人出走的空民房,以及其他可以扎营的所在。郊外僻静地方的居民,已经奔到不知名字的地方去,剩下来的空隙就由他们来填补。他们的目光射出了贪婪和饥饿,唇上响着琐碎埋怨。市区的店家早关上了门板,有的留下一条门缝来应付他们……所有的生物正在呻吟着……”。(《铁抗研究专辑》,页329)战争的残酷让人变得更具有兽性,虽然他们也是抗日战士。同样在叙述张健的母亲时也有讽刺,铁抗一方面强化了她企图守住小家的顽固性乃至自私性,另一方面却又让她在临死前变成了支持抗战和向日本人报仇的关键推助力,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讽性又略显夸张了。


    但从更宏阔的层面来看,上述操作却可以反衬出青年铁抗的难能可贵,他可以在抗日事业中发挥文学乃至文艺事业的向心功能,处处以抗战、现实化、积极向上为主,但同时在创作中他又发挥了文学的主体性,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真正的文学自觉,从文学品格上来说,他既是高贵的、一腔浩然正气,又是血气方刚的、颇有个性的,为此在整体遵从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可爱的张力——反讽本身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灵活生产力。

2  多才的抒情

值得关注的是,铁抗还是一个长于抒情、才华横溢的作家。在他的散文里这几乎是一种处处可见的招牌式撒播。《马来亚的雨景》中写到自己之前怕雨、恨雨,后来发生了变化,“然而现在,我爱上这里春意盎然的雨天了。我爱椰林的错误扶疏,尤爱它披袭雨裘昏昏欲睡的憨态,有时偶然看到小草背脊上水点象丽人悲喜交集时莹莹然的泪珠,心里便不禁涌上若干感触与憧憬。假如时间容许,我将于天雨时节,张罗幕于田野,饰鹫羽,围草裙,做短时间的野人;兴来时,陪着迷人的蛮婆,于淅沥声中烤鹿肉,建立热带女人的哲学系统。”(《铁抗作品选》,页31)在这样的叙写中,虽偶有文化优越感,但整体上既有文采,又有性情,其中弥漫着纯真:本土认同和力比多的游走。


类似可以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还有《寂寞•渔港》,“这吡叻渔港就是弥漫了寂寞的……那时候才能将寂寞赶走呢?我也该象那座红艳放纵的灯塔一样,旋转着热烈地生活了。我觉得这种死寂的夜晚,惟有艳红的东西才是具有思想的热力的,而我两月来却在那有着梦样的灯光的寓所里生活;不特凝定在吡叻渔港最寂寞的一点,而且连思想的热力也让凄咽温软的潮声带走了。”(《铁抗作品选》,页34)同时也转换空间,从室外回到房间,“回到室里,又看见蓝滑的花瓶上的黄的、紫的花,没有花香,鲜艳的颜色盛饰着,梦样的灯光下静静地躺着沉重的书本。我重新在书本的跟前坐下去。

并不看书,我想起一束一束的计划,极远地方的许多面影。

今夜再没有什么像枯丁香似的东西从我的发际滑落下去了。

但我十分寂寞——

窗外是黑暗繁殖着的吡叻海港的夜晚。”(页35)其中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寂寞,而且景色、人居、大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


而相当引人注目的还有他在小说中亦坚持特定的抒情性,这尤其体现在其中篇《试炼时代》中,别如开头第一段写道,“鬼子的炮火烧毁了宛平之后,就以燎原的趋势,像马拉松火炬赛跑似的向平汉路南端及其附近迅速奔去。休养了三数年的华北平原又开始呻吟起来。野火的种子撒落在她浓黄而宽阔的胸上,恶意地找寻农民稀有的财产和妻儿的生命作为食料。永定河早就给暴戾的射击手击伤,痛楚地诉苦着意外的灾厄。只有在钢轨上前进的列车是特别兴奋的。它从后方运来了华夏群众对于民族战争的信心和希望,运来了鼓励和运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粮食。”(《铁抗研究专集》,页309)其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拟人手法活跃了叙述的氛围,当然也夹杂着某些主体事物(比如列车等),又是对叙事场景和发展的推进。


类似的,在主人公思想的发展和事件、时空的推进中,抒情性也功不可没,“罕有的两颗激动的眼泪堕了下来,火影在他的眼角闪耀着,心是趋向另一思想领域中去了。他觉得到了苏州就必须多多少少赎偿以前的过失,他是一个青年人,在寒冷而负伤的徐州,示威的行列前面。”(页372)同样,在描述了张健家庭仓皇逃窜的方向时,铁抗亦有亦幻亦真的抒情表述,“东方的千百条路径在猛烧着鬼子的大火……长江航运断绝,江上飘着雪珠……

南方正横冲着坦克和骑兵……

西方吗?西方?

西方一样地没有北方人的亲戚,北方人的家,北方人该走的路径……

西方一样地在酝酿着猝不及防的事变,在陈列着炮垒和枪巢……

然而终于向着西方。”(页383

林易山曾对《试炼时代》有一个批评,“总括起来,这篇作品,文字的美丽、有力,胜于故事的暴露;而故事的暴露胜于人物的描写。假如作者自身曾在那大时代的红火炉里体验,那这篇作品的面目,也许和现在的面目不同吧!”说到底,也是强调了铁抗的文字(抒情)功力强劲。整体而言,铁抗这一中篇的追求自有其野心,作者身处抗战的大时代洪流中,已经开始同步共振并反思其间的阴暗面、缺陷与问题,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虽然其书写有类型化、过度浓缩的缺点,但在其同类作品中却是出类拔萃的,至少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3 横断面

在《马来亚一日》的倡议中,铁抗希望报告文学者/文艺通讯员集体创作《马来亚一日》借此看出马来亚社会的形象复杂程度,“所谓《马来亚一日》,即是马来亚一日间在商业机构里,文化机关里,作坊里,农村渔场里,以及各种地方所发生社会事件的文艺报导,由报告文学者写作出来,交给一个负责的编纂会编纂,印成一册,作为全马来亚的忠实反映。”毫无疑问,他也有此类书写,如《申新第八厂》就是对日军轰炸上海,尤其是沪西百利南路第八厂房时惨像的素描,同样《做教员还要卖田》又是对发生在马来亚个人悲剧的快速叙写:王吉安因妻子重病不得不挪用了赈灾的公款而要及时赔偿,最后被逼卖田。


相对成绩较高的则是《上海冬日之春》与《女销售手》。前文颇有1930年代心理分析派素描都市的风格,不过铁抗呈现出的更是对话的角力和其中都市欲望的蓬勃流动。女向导和有钱男人之间的打情骂俏、亲密拥吻以及颠鸾倒凤,铁抗文字在其中有强烈的诗性风格和现代派色彩,如“上海依然卷成了一支软糖,疲倦地竖将起来。她已经使旅客满足了!

不懂事的汽车在外面都了一声,钞票的神经纤维立刻感到一阵温软的压迫。”(《铁抗作品选》,页41)毋庸讳言,24岁的铁抗显然洋溢着力比多的冲动、活力和创造性,这是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家所缺乏的新鲜和发散性。


《女销售手》却是书写16岁的未婚小姑娘桂珠为养家不得不药品销售,但在常型西药之外,还得兼售男性用品。铁抗着力描写小姑娘的两难性:一方面是家庭困窘急需帮助补贴家用,而另一方面推销性用品却又难免给人吃豆腐、揩油、骚扰。在我看来,小说中最为强调的是人生活着的艰难性,而在主人公刻画方面则突出桂珠的复杂和不幸遭遇。同样,作者除以对话贯穿小说外,也强化了其间的心理描写,她在被一老板骚扰后仓皇逃出,“用惶乱的脚步走着。她忘记去埋怨药公司的司理,埋怨要她挣钱的妈妈,埋怨介绍她的表姐了。她只向前,却不再到咖啡店,到人家店前去。心头辛酸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但只是辛酸而已,却理不出什么头绪。”(《铁抗作品选》,页59)这当然也和作者的主张有吻合之处,“外形的描摹并不是人物描写的焦点,和它同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的是人物心理过程的表现。”铁抗却传神的书写出一个小姑娘被骚扰后的慌乱、辛酸、无助,但又无力理清思路清醒面对现实的真实心理。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此篇小说中也有其他伏笔或象征内涵,如“何况她从中国来只有半年的时间,以前整天跟住了妈妈很少出来,完全不熟悉星加坡人的性格。她烦躁地觉得今天又要跟昨天一般毫无成绩……要是厦门不给东洋人占领了去就好了,妈妈跟自己就不必逃到这里来找亲戚,也就不必教自己来干这种不要脸的下等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铁抗作品选》,页55)从不同层次的华人身份认同转换的角度来看,这是新客对新加坡的观感和焦虑,同时也孕育着本土认同转化的艰难与可能契机。从此视角看,这既是桂珠现实谋生的艰难书写,在遇到困难时,她想着要回国,但又是她代表的中国人本土化的艰难与必然性象征,捱过这开始的艰难,本土认同会强化很多。


结语铁抗是马华文学史上,尤其是战前五年最杰出的作家,他兼擅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从理论演进角度看,他大致上可被纳入现实主义思潮:一方面他强调对马华文艺的现实化处理,而在抗战压力日蹙后,他更主张文以载道与践行,比如文艺通俗化、文艺通讯与报告文学等等,另一方面在对本土诗学的暧昧坚守中,他亦有不少可以阐发的洞见;文学创作中,他长于反讽,又善抒情,同时又能采用横断面的手法叙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换言之,重读铁抗,不只是挖掘马华文学本土演进的复杂面貌,而且也是对优秀书写者的地位还原与致敬,而有关文学史书写中既对他有褒扬部分,但又有误读和遮蔽之处,我们需要更多铁抗及其独特诗学从文学史的尘垢或油彩里出土。


本文原载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4期,此为删节稿,引用时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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