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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彭”自远方来——值得玩味的一段湘西历史

湘西之窗2018-11-19 13:45:08

    这篇文章很长,需要耐心才能读完。但是,会让你惊喜和思索。



        彭姓,是湘西土家族的大姓。研究湘西,绝对绕不开它;了解了它,就基本了解了湘西的历史和文化。

        殷商时期诸侯国大彭(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一带),据说是我国彭姓的最初发源地,后经几千年繁衍播迁,彭姓遍布华夏大地。

        2006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陪同法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夫妇走进湘西永顺县王村古镇湘西民族风光馆造访溪州铜柱,从铜柱铭文的落款中第一次发现“彭姓”背后的秘密。

        2017年5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第三次来到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永顺老司城遗址,驻足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小道,远望紫金山上尚未开放的土司墓葬,试图进一步探寻“彭姓”更多的秘密。我一直在想,假如没有这个彭氏大姓,湘西的历史又会是怎样?



1、一对彭氏兄弟的逃难


        唐朝末年,“安史之乱”几乎让曾经的大唐王朝趋于“散架”,形成了“酋蛮分踞其地,自置刺史”以及“大姓相擅,世积威约”的藩镇割据势力,最终导致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在这众多割据势力中,就包括马殷(852—930,今河南鄢陵县人)割据湖南所建立的“南楚”政权(896—951,都城长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就在这一时期,据称一位名叫“彭瑊”的江西吉安庐陵(江西吉水)人与马殷发生了历史性交集,而且后来竟然改写了湘西地区的历史。史载,本为儒雅文人的彭瑊,因“吉州之乱”以及与楚王马殷的连姻关系,“与兄(彭玕)投奔楚王马殷麾下”,率领包括一大批工匠在内的江西彭氏族众浩浩荡荡进入湖南。马楚政权为巩固根基尤其是为了对付溪州地区少数民族,笼络并依靠彭氏兄弟,任彭玕为郴州刺史、彭瑊为溪州刺史。马殷还令儿子马希范娶了彭玕的独生女儿彭彦芳也就是彭仕愁的堂姐为妻,是为顺贤夫人。由此,彭氏兄弟很快进入马楚政权的权力核心。一部不可预知的民族大剧在武陵山区悄然上演,精彩而瑰丽。


2、一场与吴著冲的鏖战


初到湘西,遭遇劲旅。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彭瑊担任溪州刺史后,与湘西酉水流域的当地土著首领吴著冲(土家语为“禾撮冲”,诨名为“老蛮头”)、惹巴冲等发生了争夺地盘的冲突。彭瑊不愧为一位善用“痛点营销”的大师,他将“大棒政策”与“怀柔政策”并用,很快赢得“诸苗颇服”,并日渐强盛。据称,彭瑊及其儿子彭仕愁(也称“彭士愁”)曾带领五千精兵深入“蛮地”,并用彩缎、金玉相利诱,企图驱逐吴著冲,但因“苗人强悍”而难以得逞。于是,制作一种特殊的兵器——桐木大刀,“苗人见甚异”,“大警而奔逃”,并被“揠杀净三千余众”。吴著冲只好带百余人马败走猛洞河,后“逃洛塔漫水司(今湖北来凤)”。彭瑊率兵追击,并利用洛塔漫水司的土官与胞弟向伯林“骨肉不和顺”的大好机会,收买“漫水土司之弟向伯林”,进而联手将吴著冲困死于今龙山洛塔山洞,接着又征服了惹巴冲、楷巴冲、鲁里巴嘎、科里毛人等吴著冲的残余势力,基本兼并湘西溪州地区。然后,彭瑊任命向伯林为上溪州刺史,彭仕愁为中溪州刺史,自己为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这样,彭氏家族在彭瑊率领下,凭借辰州兵力,在姻亲马氏的支援、漫水司向伯林的配合下,加上“私恩结人心”,终于成功讨伐当地土著首领吴著冲,为在溪州地区建立起世袭800多年的彭氏土司王朝奠定了基础。“千年铜柱壮边陲,旧姓流传十八司。相约新年同摆手,春风先到土王祠。”从此,曾被楚王马希范封了爵位的彭士愁被后人称之为“彭公爵主”,既成为土家族彭氏大姓的“开山老祖公”,又成为后世土家族在“爵主宫”或“土王祠”举办摆手舞时所纪念的最重要土司王。


3、一场震动山谷的溪州之战


        假如说彭氏的加盟南楚是一次战略合作,那么这两大合作方的分道扬镳则是湘西历史的重大拐点。《资治通鉴》记载,在性格上,“楚王希范,奢欲无厌,喜自夸大。”在生活作风上,在“貌陋而治家有法”的 顺贤夫人彭氏死后,“希范始纵声色,为长夜之饮,内外无别。有商人妻美,希范杀其夫而夺之,妻誓不辱,自经死。” 在治国理政上,“用度不足,重为赋敛。每遣使者行田,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可谓“长深宫之中,藉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鼙之音,驰骋遨游,雕墙玉食。府库尽矣,而浮费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敛不息。”因此,历史上著名的溪州之战终于爆发。

        毫无疑问,“溪州大战”是1949年前湘西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场战役,没有之一。后晋天福四年(939年),马楚政权加重赋税,最终引起古溪州(狭义溪州是指今湘西永顺、龙山、保靖、古丈一带)、奖州(今湖南芷江)、锦州(今湖南麻阳)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强烈不满。当年8月,羽翼渐渐丰满、兵力强盛且兼20个州都誓主(即盟主)的“溪州刺史”彭士愁联合这些地区的诸姓首领,征集1万余兵力,直下辰州(今湖南沅陵等地)、澧州(今湖南张家界等地),起兵反楚。马希范急忙从衡山调兵5000人,奔袭彭士愁大本营。彭士愁只得放弃辰、澧二州,回溪州自保。后楚军在溪涧投放毒药,使彭士愁所部大多中毒身亡。940年正月,楚兵又以火箭射入溪州山寨,导致山民竹木房屋顿成火海。楚军乘胜挥师进剿,溪州危如累卵。最后,彭士愁念及先父彭瑊关于“不可轻易征伐,以保溪州为本”的遗嘱,被迫派次子彭师臬(916—984)前往楚营(后又作为长期人质),以“保留溪州刺史职位”为条件与楚谈和。这样,发生在南楚政权与湘西溪州地区彭氏政权的一场“夷汉相争”,最终“化干戈为玉帛”。1000多年后,彭氏后人作《溪州铜柱》:“土王客王不相合,经常兴兵动干戈。溪州大战打得恶,客王难攻土王窝。树立铜柱讲议和,铜柱两边各管各。”这已经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待这次历史事件了。


4、一根名垂青史的铜柱


        有时,还真得感谢古人的绝妙创意,让我们有幸看到关于许多历史事件的考古实物。《旧五代史》记载:“溪州洞蛮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范讨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铭于铜柱。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援之后,故铸铜柱以继之。”因为,史载“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前14—49,今陕西兴平县人),曾率军4万前往湘西地区征讨“蛮夷”,但他虽然一度将海南岛和越南北部纳入汉朝疆域,并在越南北部的德江县立下铜柱以夸耀战功,可始终没能征服这里的“五溪蛮”。他本想在这里竖立起他生命中的第三根铜柱,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病死于今湖南沅陵县壶头山。溪州之战后,“希范自谓伏波(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之溪州。”彭、马双方“请立柱以誓”,即铸造铜柱并将议和条约刻录其上。这也算是了却了马援的“未竟之愿”。根据约定,楚王马希范“授彭土愁溪州剌史,就加检校太保”。当时,马希范调拨青铜千斤,指示工匠于天福五年(940年)7月在长沙铸造成一根长一丈二尺的铜柱,于8月将天策府学士、江南诸道都统掌书记、通议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弘皋起草的议和盟誓刻于铜柱之上,于12月亲率楚兵乘船将铜柱运到溪州会溪坪(今湖南古丈县罗依溪下游),并与彭仕愁在湘西酉水河畔举行盛大的铜柱安放仪式。这在历史上称为“天福之盟”,这根被明代大学者、诗人周惠畴歌咏为“黄金铸就几千年,胜迹曾闻父老传。眼底青峰皆委地,山中一柱独擎天”的珍贵铜柱,因此称为“溪州铜柱”。

        今天,凡是去湘西旅游的专家、学者都喜欢去看“土家神物”溪州铜柱,否则认为“枉到湘西”。1955年6月,著名学者潘光旦在其来到湘西考察后写的《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中就写道:“过大小滩31条,终于到达湘西最古老的一件文物——所称‘溪州铜柱’——的所在地;全程虽只有约60千米,下滩却要一天,上滩要一天半,来回作三天打算。铜柱初立于940年,上有文字,解放前一千多年中湘西北兄弟民族所受到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之所以成为一桩铁案,章本就在于此,所以必须一访。”因为溪州铜柱身上体现了诸多的史料价值,解决了许多史籍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法律法规、中国土司政治、书法、青铜技术、冶炼、湖南地方志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珍贵的、多重的价值。

        “蛮烟瘴雨溪州路,溪边桃李花如雾。楚国将军旧驻师,岿然铜柱千秋树。”多情的诗句,为溪州铜柱抹上了神秘厚重的色彩。


5、一份守护铜柱的岁月合约


        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铜柱立了,只是具有和平的象征意义,有没有效力还不一定。就象招商引资的合同签了,但不一定能够履约一样。 溪州战役后,彭士愁建立了臣服于马楚王国,以永顺、保靖为中心的区域性民族政权。其长子彭师裕守下溪州(今湘西州古丈县一带),次子彭师暠(亦名师杲)守保靖州(今湘西州保靖县一带),子孙世代沿袭,逐步形成了“湘西800年土司王朝”。这里的“湘西800年土司王朝”,一般是指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彭仕愁任溪州刺史,一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土司而建府县这一历时800多年的彭氏因袭政权(也有人认为,“湘西800年土司王朝”始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年,终于清雍正十三年即1735年,历时818年)。

        湘西800年土司王朝时期,彭氏政权充分展示了与中央王朝相处的智慧。对外,溪州彭氏土司统治者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归顺”与“朝贡”的关系,很少发生寇扰周边、对抗朝廷的事件;对内,总体上致力于保境安民,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今天,有必要梳理一下纵贯9朝9代的王朝往事。

        彭仕愁时期,坚守盟约。溪州之战后,楚王以溪州刺史彭士愁归顺、扣押人质为前提,作出了“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土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戈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的盟誓;彭士愁则建立了臣服于马楚王国,以今湖南永顺、保靖为中心区域的“独立王国”一样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彼此坚守盟约,履行盟约。956年,彭仕愁临终前曾这样嘱咐长子彭师裕:“我死之后尔袭职,尔宜坚守盟约,不可轻启战事,能使子孙代代相传,长居溪州之地即福也,尔谨牢记。”这成为以后彭氏土司的“祖训”,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不过,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那就是彭师臬(916—984)长期作为人质生活在南楚,而且再也没有回到溪州地区。这是不是南楚保证铜柱盟约履行的一个最大筹码?目前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北宋时期(960—1127),以和为主。朝廷任命彭师裕的儿子彭允林为溪州刺史,其任职24年间相安无事。彭允殊因袭溪州刺史的四年间,辰州知州曾进犯溪州并将铜柱向溪州境内移动一些距离。彭氏马上向宋真宗提出“溪州会溪坪楚王所铸之铜柱被辰州知州移动,望朝廷禁止”的奏折,铜柱又被移往原地。彭文勇袭职十年,相安无事。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彭儒猛袭职期间曾因南方饥荒而一度起兵反宋,但最后辰州通判刘中象与彭儒猛在一个叫做“明溪”的地方杀鸡歃血为盟:“吾与溪州彭刺史缔结盟约,从今以后互不侵犯,如有违反,照鸡而亡!”随后,双方又在原来铜柱上加刻当时更多参与盟誓的官员名字,而彭儒猛的长子彭仕汉则作为人质被送到京师。后彭仕汉违约逃回溪州,竟然被彭儒猛及其另一儿子彭仕瑞“大义灭亲”而杀掉,成为违反溪州铜柱盟约的第一个殉葬者。彭儒猛临终前对接位的彭仕瑞交代:“我死后,由你袭职任刺史,要继续对朝廷忠顺,每年去岁贡一次,不可懈怠。只要不获罪朝廷,就可保我溪州土民世代安宁和祥。”彭仕曦当刺史时一度产生欲与宋王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想法,但因敌不过朝廷征剿而被迫打消念头。彭师彩、彭师晏、彭师宝均照遵盟约,与朝廷和好。 

        南宋时期(1127-1279),两相偏安。南宋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史载,“宋之南渡,外患日亟,无暇经理蛮疆,族大势强者往往据深山绝涧以自雄”。南宋因苟且偷安、疲于应付宋金战争,也就无暇顾及溪州彭氏土司。加之,宋绍兴五年(1135年),彭师宝的儿子彭福石冲考虑到会溪坪司治水患威胁、辰州兵力容易乘船来犯、所立铜柱常惹纠纷等原因,将都城搬迁到百里之外、吴著冲曾经建宫盘踞的灵溪河畔太平山(今永顺县麻岔乡老司城村),使得溪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此转移到今日所说的“老司城”。彭福石冲与其儿子彭安国更是“躲进深山成一统”,各自过了60多年“山高皇帝远”的逍遥自在日子,土司辖区也得以长时间稳定开发。

        元朝时期(1206—1368),朝廷授予各种土司官衔。1254年,彭安国的儿子彭思万继任后,亲到京城拜见元世祖忽必烈(1215.09.23-1294.02.18),并被封为“武德将军”。值此元朝在各个“蛮夷之地”广设安抚司、宣抚司、宣慰使司之际,继任溪州刺史的彭胜祖便于1320年自称“永顺抚司”。1351年,继任的彭万潜自称“宣抚司”。

明朝时期(1368—1644),空前强盛。1369年继任的彭添保归附朱元璋,被敕升为“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之职,统辖5州、6司、58旗、380峒,空前加强了永顺土司统治。1981年,在湘西老司城里土司衙署遗址发掘出溪州土司官印——“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一颗。铜质,正方形,印文系朱文,一半篆刻“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一半刻着内容相同的满文;背面刻有“礼部造,康熙十九年二月,康字五千二百十六号”。这颗土司官印在湘西自治州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湘西土家族历史和土司政治提供了实物证据。彭添保的后代彭源、彭仲顺则“一代英雄一代衰”,无甚作为。再此后的彭世雄、彭显英、彭世麒、彭世麟、彭明辅、彭翼南、彭永年、彭元锦、彭泓海等,多以英勇善战、勤王征讨、抵抗外侮而闻名。明朝洪武年间,时有彭师臬的第20代孙彭万里因随朱元璋出征鄱阳湖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武略将军”,并担任由“保靖安抚司”升格为“保靖宣慰使司”的第一任宣慰使,统辖白崖、大别、大江、小江等28村寨,成为保靖土司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后继任的彭勇烈、乐哈俾、彭大虫可宜、彭勇杰、彭虎臣、彭荩臣等,多在内争、外战中度过。总体说来,这段时期,溪州地区与各个朝代较少战事,溪州地区相对稳定。另外,明朝时期,土司为了维持自己在朝廷的利益和形象,还常常在京城设立类似“驻京办”之类的机构,专门向朝廷官员打听内部消息。比如,湘西土司就曾与明朝丞相徐玠(1503-1548)、著名心学大师王守仁(1472-1529)关系很密切,也得到他们的诸多照顾。

        清朝时期(1636-1911),改土归流,废除土司。1712年,彭泓海继任后,又将司治从今永顺麻岔乡迁到了四、五十里外(今永顺颗砂乡,史称“新司城”)。雍正皇帝(1678—1735)统治初期,清廷国力充实,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诸土司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6年),永顺土司王彭肇槐迫于清朝大兵压境和周边扼制的危难形势,“称生逢尧舜之世,不得与内地臣民之列,深自愧悔,今造具家口册籍,绘具舆图,情愿改土归流,并求安插江西祖籍,量授武职微员”,并奏称“才具平庸,不宜复任功疆参将,不若移于内地”,即请求回江西祖籍地安居。雍正皇帝下诏准予回原籍并世袭参将之职。据说,后来彭肇槐的弟弟彭肇模曾提出在永顺照顾年老的母亲和看管祖坟,却被朝廷拒绝了,被勒令回江西落户。因此,后来彭肇槐又隐姓埋名来到永顺,并写下了《溪州隐吏车庚诗》,字里行间好象隐含着对清廷的怨恨与不满。


6、一个静卧边陲的800年王朝


        岁月如梦,历史如诗。在中原大地经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元、明、清等九个朝代变更的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割据湘西、封闭自守的彭氏统治始终偏安一隅、少受惊扰,可谓“这边风光独好”。溪州人民虽在土司王朝残暴统治之下,却得享800多年没有边患战乱的相对安定生活,无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清代诗人胡考麻作诗赞道:“铸柱铜分界,飞崖铁锁关。儿孙能世守,半壁好江山。”自从立柱议和后,土司王朝建立起自己的小朝廷。当时,土司小朝廷共辖3州、58旗、380峒,包括酉水、沅水、澧水流域和鄂西、川东、黔东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大半个省的地盘。清代举人唐仁汇游览老司城后感慨赋诗:“殿阁高耸碧云间,威震边疆八百年。水绕山环形胜古,龙盘虎踞势天然。”后来,又有湘西民谣唱道:“彭土王,八百年。陈统领,小梳妆。”这里将湘西历史上两个有名的统治政权和统治者——彭氏家族和“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今湖南麻阳人)进行比较,真实反映了湘西的历史风云。所以,史学家认为溪州铜柱的竖立是真正开启湘西800年土司制度的标志,是“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逐步形成的里程碑”。

        雍正七年,永顺宣慰使司正式改为“永顺府”,管辖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四县,永顺土司制度宣告废除。至此,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历经梁、唐、晋、汉、周、宋、元、明、清等9个王朝,计818年之久的彭氏土司政权宣告结束。后人对此感慨万千,文人骚客歌咏不断。如清朝秀才孔宪道在《老司怀古》叹道:“客游岁暮数归期,恋恋司城欲雪时。五十八旗人散尽,野梅开乱土王祠。日暮荒凉古殿风,江山如此泣英雄。千秋事业凭谁诉,似在滩声呜咽中。摆手歌残事业非,司城风景尚依稀,玉屏山下人何在,只剩当然一钓矶。”清朝永顺诗人彭施铎写道:“峒民分隶长官衙,算到田土共六家。五十八旗分辖处,而今惟见野藤花。”更有对彭肇槐“改土归流”之举倍加赞赏的:“司城回首颂公瞻,豁达心胸智勇全。改土归流识时务,土家民众永安然。”清朝永顺知府张天如曾在给永顺、龙山两知县的《札》中说:“旧土司,自梁开平间,历五代,宋、元、明,以至本朝,无论初年,斩艾荆棘,启辟田野,栉风沐雨之劳,即其期正敌忾历奉征调,亦颇著劳绩。”可谓对800年土司王朝的中肯评价。


7、一份价值多元的铜柱解读


        随着岁月的流逝,溪州铜柱愈发散发光芒。

        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为张景龙的《湘西土司王》所做的序中说:“在湘西地区文明进程中,土司王朝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记忆。从五代时期至清朝‘改土归流’之前,州境一直实行土司制度,绵延了八百余年的土司王朝,使湘西地区的文明得以发展,民族得以融合,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稳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遗存和文化信息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确实,溪州铜柱的竖立,为妥善处理夷汉民族关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提供了范例。“崇侯感德以归周,孟获畏威而事蜀。”这是溪州铜柱上记载的历史故事。溪州铜柱的竖立,为一场较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划上了比较完美的句号,直接起到了“肃清五溪,震讋(慑)百越”的作用,在处理民族纠纷尤其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关系中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因而溪州铜柱成为研究民族关系的珍贵文物。在中国历史上,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一直是历朝历代面临的重要执政课题。中原南楚政权“打赢让三分”的“仁德”和“大度”作法,据说当时感染了众多“蛮族”,并直接导致周边各“蛮夷”部族纷纷归附。比如,溪州西接牂柯(夜郎国地区,约相当于今贵州东部、湖南西部以及重庆东南部地区),南通桂林、象郡。溪州铜柱盟约订立后,“自是群蛮服于楚。”“南宁州(今云南曲靖)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今四川盐源)等十二部、牂柯张万浚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马楚王国因此达到巅峰时期。纵观历史,我国古代民族战争多如牛毛,仅订立的盟约就有三国吴蜀盟约(229年)、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宋金绍兴和议(1141年)、隆兴和议(1164年)、嘉定和议(1208年)、景德和约(1006年)、庆历和约(1044年)等影响较大的民族盟约。其中,发生在今湘西地区的民族战争——溪州之战并不出名,但是这次战争以“胜者和解”为最大特色的善后处理方式,却在历史上投下了浓墨重彩的别样一笔,使得溪州之战从此名垂青史。作为战争善后的溪州铜柱,也因此成为研究民族关系的珍贵文物,曾被誉为“民族团结柱”。而且,这样的铜柱“物以稀为贵”。据考证,我国自古以来以铜柱为界碑者仅9根,如今已消失7根,余下2根中一存俄罗斯,一存今湘西自治州永顺县芙蓉镇,可见其史料价值之重要。正因如此,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彭武文(1936—,湖南保靖县人)在其专著《中国古铜柱铭文通论》中这样评价:“溪州铜柱最可贵的是,它能保存至今,并且其铭文比较完好,仅有少数字迹不清,有五个字被毁损。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溪州铜柱。其铭文有2614字,可以说是一字值千金了。溪州铜柱是科考人员极为重要的实物见证。如果没有溪州铜柱的存在,中国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民族关系和民族法律思想等问题将说不清楚,将会成为永恒的悬案,成为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于丹、王柬编著的《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也高度评论说:“在中国历史上,为缓解民族冲突而铸造铜柱,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其珍贵是不言而喻的。溪州铜柱实质上是国家与地方划界管理的标志,是封建王朝不得已实行宽松的羁縻政策的又一产物。”为何说是“又一产物”呢?因为,“早在汉代,光武帝几次派兵溯沅江而上,对湘西进行大规模地征剿,都遭到湘西苗蛮的顽强抵抗而失败,历史上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更是命丧湘西”。因此,溪州铜柱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是华夏政权妥善处理民族纷争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典型个案,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后人赋诗云:“矗立芙蓉镇,堪将国宝留。仕愁明大义,希范亦怀柔。刀剑藏兵库,干戈化玉绸。千年休战事,盟约在溪州。”(李进国《感怀溪州铜柱》)

        同时,溪州铜柱的竖立还促进了溪州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和人民素质的提高。比如,溪州铜柱规定,“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劫掠詃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一方面,溪州地区人民税赋大大减轻,有利于休养生息;另一方面,鼓励外地客商来溪州地区收购农产品,当地人则必须按质按量供货,这对促进溪州地区农产品外销和商贸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8、一场绵延300年的嘉靖倭患


        更值得抒写的是,彭氏政权组织的土家苗汉子弟为明清王朝救了大驾——抗倭。

        因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侵扰中国的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中国内陆所谓“通番奸民”通称为“倭寇”。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明代倭寇活动可以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元末明初——正德年间),由于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纷纷流入海中,乘明初北方用兵而无暇他顾之机屡寇我国滨海州县,但在1419年“望海埚大败”以及洪武帝朱元璋整饬海防的情况下,终究未成大患。另外,前期倭寇多为日本本土人,侵扰也只限个别地区,侵扰时间也短,侵扰形式也限于载运方物、武器以及肆行杀掠等。后期也就是嘉靖年间,由于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日本商业发展导致大小藩侯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加剧、日本历史上第二个封建军事政权室町幕府无力控制全国政局导致诸侯各自为政、大量中国商人和破产农民及失意知识分子留居日本日多等多种因素,倭害逐渐猖獗,特别是侨居日本的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中国人“投身”倭寇队伍,形成了当时“动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的奇怪现象。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1523年日本封建主为争夺对明贸易而发生“争贡之役”后,两国贸易实际中断,倭寇走私贸易顿时猖獗。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15—18世纪“明清中国在世界领先论”,认为明清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产值及经济增长速度都居世界首位,可与整个西欧相匹敌。所以,明朝倭寇猖獗的深层次原因是明朝严行“海禁”政策妨碍了当时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汪直海盗事件反映了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民间资本和商人在无法取得正常海上贸易资格时沦为海盗和走私团队的悲剧;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组成的“假倭”反对明朝“片板不准下海”的海禁政策,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主义与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明政府海禁政策的不合理和民间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困难。这一问题尚有争议。

        倭寇之害,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早在我国明朝,日本就放出了占领中国的狂言:“御征大明,天皇居北京。”在我国历史上,作为明王朝“胸口长期的痛”,“倭患”从元末明初就已开始,但最早仅局限于北方的山东沿海。明嘉靖年间,随着我国江浙地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与明朝执行的“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之“海禁”政策发生了巨大矛盾,加之明朝国力逐步走向衰落,军备废弛、危机四伏现象日显,东南沿海倭患于是坐大成势、愈演愈烈。当时,由绝大部分日本人、少数朝鲜人以及部分中国不法商人、海盗等聚合而成的真假“倭寇”,不断骚扰、侵袭山东、南直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肆烧杀掳劫,导致“攻围劫掠,生灵受害”、“缙绅屠戮,士女蒙污”,甚至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钱财损失不计其数。比如,明朝首辅叶向高(1559-1627,明朝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人)在《苍霞草·日本考》中记载了倭寇的猖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残浙东,四年间,犯太仓,破上海、崇德、嘉善诸邑。”《(浙江)嘉兴市志·历史记事》则记载倭寇的残忍:“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553-1556)三四年中,倭寇侵犯嘉境约百余次,三陷嘉善,两占崇德,一占乍浦,七进硖石,久围桐乡。两掠嘉兴,数扰平湖、海盐……倭寇到处横行,烧杀抢掠,灭绝人性,甚至用开水烫死婴儿,听其啼哭以为笑乐,剖孕妇腹看胎儿是男是女,无比残暴。其蹂躏之处,庐舍为墟。”尽管今天有人对当年“倭寇” 和“通番奸民”出于追求“通关外贸”而被动起事的动机有所同情,但当年倭寇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严重危害了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难怪迄今为止,人们对日本的评价都充满抨击、厌恶之情。比如,康熙帝说:“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日本,这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势利,其疯狂嗜血程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喉管立即会被他咬破,毫无生还可能。”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俄罗斯有一则民谚则说:“镜子不擦不亮,日本人不打不行。”明朝倭祸很能说明问题。更为可怕的是,当时明代海上贸易商人、著名海盗汪直(也称“王直”、“五峰”、“五峰船主”,?-1559,今安徽歙县人),联络徐海(号“明山和尚”,?—1556,今安徽歙县人)、陈东、麻叶等人,勾结海上日本倭寇趁火打劫,导致“亡命之徒日益附之,倭船遍海为患”的严重外患局面,使得明初以来发生的倭患,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日渐深重,弄得沿海地区不得安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我国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急,尤以今上海地区为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徐海勾结倭寇头目辛五郎(萨摩王弟)和陈东、叶麻等,聚集倭寇数万人于浙西、柘林、乍浦等地,并引倭寇万人攻破崇德,杀戮俘虏男女达数千人,尸体填街塞巷,河水为之变赤,所掠金帛,无法算计。傍晚,倭寇退宿城外,挟歌妓饮酒作乐,极度猖獗一时。翌日,倭寇再次入城洗劫,居民财物抢掠殆尽。明朝倭寇为害,可见一斑。晚清政治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今广东梅州人)的《日本国志》记载,当时民间连吵架都以互骂“你这个倭寇”,才觉解恨;而吓唬小孩的绝招,更是四个字:“倭寇来了”。据载,历史上的明朝“倭祸”一度长达300年,而以嘉靖年间最为严重,故史称“嘉靖大倭患”。


9、一支训练有素的永保土兵


        为了驱除倭寇,嘉靖皇帝任命年已52岁的朱纨(1494—1550,今江苏苏州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这是在明朝历史上首次破例让一人掌管浙江、福建两省军务,可见明王朝对抗倭的高度重视。当初不负众望的朱纨先后指挥了双屿岛之役和马溪之役,分别拔除了倭寇及葡萄牙人在浙江和福建的侵略据点,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成为中国人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军事较量的第一位英雄。但朱纨对倭寇以及“通番奸民”的强硬态度,后来反倒得罪了一些从海外贸易得利的权贵集团和沿海居民,并因此遭到弹劾、贬职、陷害,以至于他愤慨留下了“去除外国盗易,去除中国盗难。去除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除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和“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千古哀叹。最后,留下“一不负天子,二不负君子”和“命如之何?丹心青史”的遗言,服药而死。特别幽默的是,朱纨留下的“巡抚浙江,兼制福建、兴、漳、泉、建宁等处海道”这一权力很大的职位,居然一直空缺了四年,没人敢接……如何消弭倭寇祸害,成为当时身处国力逐渐衰微、军备逐渐废弛、资本主义萌芽逐步出现诸多矛盾漩涡的明嘉靖王朝极为烦恼、极为窘迫、亟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为抵抗倭寇侵袭,多年来一直痴迷“炼丹长生”、甚至利用年少宫女的月经配置丹药、最后险遭宫女起事谋杀致死的明世宗嘉靖皇帝(1521—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算是从浑浑噩噩的梦中终于惊醒,而且决定调动明朝卫所军队进行清剿。但明军大多龟缩畏战,毫无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决定征调地方的“特种部队”作战。据说,当时国内骁勇善战的地方武装主要有直隶长箭手、真保达兵、山西白棒手、河南毛葫芦兵、少林僧兵、徐邳盐徒、青州长枪手、沂州沙家兵、广东藤甲兵、处州坑兵、漳州仓兵、上杭赖家兵、湖广土兵、广西瓦氏夫人带领的俍兵等10多支。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5月,明朝只好重新设立原已废驰的海关巡府重臣,并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1555,福建侯官人)为“总督东南国务大臣”,总督大江南北的浙江、山东、福建、湖广等地军队全力抗倭。曾在湖广地区总督军务、深知“狼土兵”作战特点的张经,鉴于明朝官军战斗力不强,于是上奏嘉靖皇帝,拟“调土(永顺、保靖、容美三地土司兵力)狼(广西瓦氏夫人的壮族兵)管备用”,并要求“土兵”务必在次年农历正月赶到今淞沪地区,准时参加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当时,主持抗倭的明朝大将胡宗宪((1512—1565,今安徽绩溪人)举荐了后来被誉为明朝抗倭名将的戚继光(1528—1588,山东登州人),并将之从山东调到浙江担任参将,镇守今浙江宁波、绍兴、台州、金华、严州等地。戚继光针对“卫所军不习战”的弱点,多次上书请求招募新军,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严密组织和艰苦训练,建立起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夫为主的3000新 军(史称“戚家军”),并创造了“鸳鸯阵”等兵阵战术。同时,史称“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的抗倭名将俞大猷(1504-1580,福建泉州人)又操练“俞家军”,并采纳据说临终前穷困潦倒、身边唯有一狗相伴的徐渭(徐文长,1521—1593,今浙江绍兴人)的建议与策略,对徐海、陈东、叶麻等海盗首领采用剿灭策略,明朝抗倭形势逐步好转。“俞家军”和“戚家军”威名赫赫,一时并称“俞龙戚虎”。

        既然有了“俞家军”和“戚家军”两支抗倭劲旅,明朝为什么还要特别征调湘西永顺、保靖的土司兵力前往沿海抗倭呢?这主要是因为“永保土兵”的战斗力极强。史载,明朝在西南土司管辖地区曾有几大有名的兵力:

        一是“营兵”,即从青壮年中精选出来、用于随时征调的土司常规兵力。西南地区的永顺、保靖、桑植、容美(今湖北鹤峰)土司辖区,一般为“土司有存城兵五营,兵丁每营一百名”。5营即前、后、中、左、右五营共500兵丁,其中中营为最,由土司应袭长子率领;其他四营由宗亲、心腹之类担任首领。入营土兵俸禄为“每名领工食银三两六钱,米三斗六升,皆民间派给”。这5营兵丁主要负责日常防务。据说,土司招收营兵时,往往杀白牛祭天,并将牛头和银两置于桌上告知应征的青壮年说:“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两,啖此牛头”,勇者报名盟誓后,即收入军队。民国《永顺县志》(卷24)对土司 挑选营兵亦有详细记载: “其调法:初檄所 属 照 丁 拣 选,宣 慰 签 天 祭 以 白 牛,牛首置几上,银 付 之。下 令 曰:有 敢 死 冲 锋 者, 收此银,吃此牛 首。勇 者 报 名,汇 而 收 之。更 盟 誓 而食之,其节制甚严,止许 击 刺,不 许 割 首,违 者 与 退缩皆斩,故凡战必捷,人莫敢撄。”营兵的装备主要有钩刀、长矛(枪)、腰刀、弓弩、火炮、藤牌、牌刀、健甲、马匹等,极为精锐。

        二是“旗头兵”,即以土司基层组织“旗”(一般为一个小村落,1旗约100人)为基础、多以村落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建的土司武装,是一种自备粮饷、没有俸禄、战时为兵、平时为民、亦军亦民的兵力。“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要父子兵”在这里体现得非常突出,因而特别具有战斗力。当时,保靖宣慰使司有16旗,永顺宣慰使司有58旗,桑植安抚司有14旗,容美土司有4旗。其中,保靖宣慰使司16旗为虎、豹、度、智、谋、勇、威、驱、彪、胜、亲、利、飞、良、先、镇;永顺宣慰使司58旗为长、利、东、南、西、北、雄、将、能、精、锐、爱、先、锋、左、韬、德、茂、亲、勋、策、右、略、灵、通、镇、尽、忠、武、敌、两、星、非、义、马、标、冲、水、战、涌、祥、龙、英、长、虎、豹、嘉、威、捷、福、庆、凯、旋、智、胜、功、清、谋,此外还设戎猎、镶苗、米房、吹鼓手6旗,伴当7旗,“福”字一旗(土官宗族),以及长川旗、散人旗、总管旗等。永保土兵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农(猎)具与武器合一的长把钩刀、齐眉棍棒、羊角叉子、鸟枪等。特别是其战时所布的“旗头阵”(也叫“摆手阵”),组织严密,英勇善战,犹如钢铁长城。史载,“其阵法,每司立二十四旗头,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至后,欢呼 助 阵。若 在 前 者 败 绩,则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意思是说,这种旗头阵的阵法为:精选土兵384名,立24旗头,每旗16人,列为三角形阵型:每旗一人居前做先锋,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再次七人为横列为第五重(以5重为限),其余土兵都置后用以欢呼呐喊助阵。若在前者土兵败,则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当时抗倭名将戚继光创造的“鸳鸯阵法”,就是在总结湖广土兵“旗头阵”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所以,明朝时全国土兵中战斗力最强的是湖广土兵,而湖广土兵中又以永顺、保靖土兵为最。可谓“凡战必捷,人莫其撄”,朝野皆知。 明朝当时就有人赞誉永保土兵:“每遇征战,辄愿荷戈前躯,国家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虎雄。”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晚清杰出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魏源(1794—1857,湖南隆回县人)在《圣武记》中也说,永保土兵应诏征战,十分积极主动,“如调兵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六千,辄以万人至。”东南倭寇入侵,朝廷于是首先想到永顺、保靖土兵。此外,容美土司的武装力量也极强悍善战。明朝抗倭统帅胡宗宪称“容美精兵悍甲诸部,万里从征,朝气正锐”。

        三是“白杆兵”,即石柱第11世宣慰使马千乘之妻、后袭四川石柱宣慰使职的秦良玉(1574—1648,重庆忠县人)为其丈夫马千乘训练的一支善于山地作战的特殊兵种。此兵种所持的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木(白腊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的武器。白杆兵曾在明朝时期参与了平播、平奢、援辽、抗清、勤王、剿匪等多次战役,获得赫赫功勋。诗人郭沫若曾作《咏秦良玉》:“石柱擎天一女豪,提兵绝域事征辽。同名愧杀当时左,只解屠民意气骄。”“萑(音同“环”)苻(音同“赴”)满目咎安归,涨地胡尘接紫微。无复当年风虎意,空余白杆映斜晖。”

        四是广西田州(今广西白色市田阳县)土司王岑猛的夫人——“瓦氏夫人”(1496—1565,今广西靖西县旧州村人)统领的“俍兵”(常作“狼兵”)。 瓦氏夫人,原名岑花,系广西田州土官岑璋之女,少习武艺,精通兵法,后按照壮族土司时代盛行的“官家与官家婚”以及“婚姻不避同姓”的惯例,嫁给广西田州土知州岑猛为妻,改称“瓦氏”。在其夫岑猛和儿子岑邦彦被明朝指控叛乱而于嘉靖六年(1527年)遭到讨伐身亡后,她一度辅助年幼的孙子岑芝以及后来的曾孙岑大寿、岑大禄主政知州事务,“凡州之利害,躬为规划,内外凛然”,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尤其是她创制了“七人为伍”、作战时每伍中“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的兵阵,很有战斗力。据说,为了训练“俍兵”协调作战能力,瓦氏夫人还发明了由3或6人一组共穿一双壮族长木鞋练习赛跑的所谓“同步练兵法”,后演变为今天壮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板鞋竞速活动。因此,朝廷也很看重“狼兵”,称“广西狼兵于今海内尤悍……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狼兵鸷悍,天下称最”,甚至一度还流传着狼兵“可死不可败”的神话。1554年,被朝廷授予“女官参将总兵”、年近60的瓦氏夫人,率广西田州、归顺州、南丹州、那地州、东兰州等各州组建的军队6800余人,历时数月,跋涉数千里,于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到达金山卫。当时,先期到达沿海地区并发誓“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的瓦氏狼兵意欲马上进攻。这时朝廷派来督军的钦差大臣也就是奸臣严嵩(1480-1565,今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的“干儿子”、工部侍郎赵文华(?—1557,今浙江慈溪县人)竟然用祭祀海神的迷信方式以退倭寇,并屡次要求张经催促狼兵上阵抗倭。但张经与浙江巡抚李天宠(?—1555,河南孟津人)及苏松副总兵俞大猷意见统一,都认为狼兵“勇进而易溃”,况且战机尚未成熟,故坚持要等永顺、保靖土兵到来后,各路部队合力夹攻,一举平倭。想不到这次小小的“得罪”,经由小人赵文华的利用和报复,竟造成了日后张经等人莫大的人生悲剧……这是后话。


10、一场跋涉千里的越野行军


        1554年腊月,保靖土司王彭荩臣(1510—1560)、永顺土司王彭翼南(1536—1567)接到征调命令后,准备率领湘西土兵奔赴淞沪前线。但此时恰值农历大年除夕来临,到底是马上出发还是过完大年再走呢?为了不违王命和不误战机,永保土兵便在腊月大年三十以前提前过年。于是,永顺土司彭翼南、保靖土司彭荩臣等下令各旗土兵紧急集合于校场口,以“十里挑五”的方法挑选出精兵良将。由于时间紧迫、人员众多,土兵一心想着抗倭,过年时只好一切因陋就简:在松柏林、腊梅园中搭起帐篷、砌起土灶,做起提前过年的“团年饭”;年饭来不及用家中的铁鼎罐煮,就用杉木大甑子来蒸“甑子饭”;猪肉来不及细切细炒,就切大块大块的坨子肉;来不及做丰盛的年夜饭菜拼盘,就将坨子肉、豆腐、萝卜等一锅炖起来吃,这称为“合菜”、“贺菜”、“和菜”或“三下锅”,成了后世土家族的一道特色风味菜肴。此外,现湘西永顺县境内还流传说,为了给奔赴前线的子弟兵壮行,土家人杀死白水牛并用煮熟的全牛赏给出征战士吃,规定“勇者(敢死队)啖牛头”,以壮土兵军威(据说现今湖南永顺县的特色名菜“牛头宴”即来源于此,也有人认为源于土司营兵选拔)。提前简单过年后,永保土兵毅然起程抗倭。当时保靖土司彭荩臣率兵8000,其子彭守忠选杀手3000;年仅18岁的永顺土司彭翼南统兵3000,其祖父致仕宣慰彭明辅(1489—1582)统兵2000,自备粮草和武器,日夜兼程,跋涉3000多里(当时交通情况为:永保土司辖地南距辰州府300里,北至永定卫300里,至江南江宁府3800里,至京师7300里),奔赴东南抗倭前线。这正如明史所载:“(嘉靖)三十三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据说,后来武陵山区土家族人民为了纪念这次土家子弟提前过年、共赴国难的英雄壮举,同时也为表达对抗倭将士的深切怀念,就约定每年定在汉族等民族农历过大年的前一天提前过年,农历月大则在腊月二十九,月小则在腊月二十八。这就是土家族“过赶年”的历史渊源。史书记载:“(土家族)吃团年饭,……则在除夕前一天。盖其先人随胡宗宪征倭,于十二月二十九大犒将士,除夕倭不备,遂大捷。后人沿之,遂成家风。”不过,也有人提出其他不同观点。 

         提前过年后,彭荩臣、彭翼南率土兵自备粮食和武器,步行3000余里,于1554、1555年之交按时到达苏州府松江、常熟一带,随即投入抗倭战斗。此后,在当时明朝诸多抗倭名将张经、戚继光、俞大猷、卢镗等部署指挥下,永保土兵会同当时的戚家军、俞家军、容美土司兵、广西瓦氏夫人的“狼兵”,同仇敌忾、并肩作战,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屡败倭寇的军事胜利,一时震动朝野。翻开《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土司》,它是这样记载的:“(嘉靖)三十三年冬,调永顺土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贼于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江泾,大溃。保靖兵最(缺字),永顺次之,帝降敕奖励,各赐银币,翼南赐三品服。先是,永顺兵剿新场倭,倭故不出,保靖兵为所诱遽先入,永顺土官田菑、田丰等亦争入,为贼所围,皆死之。议者皆言督抚经略失宜,致永顺兵再战再北。及王江泾之战,保靖掎之,永顺角之,斩获一千九百余级,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时邀功者方行赏,翼南遂授昭毅将军。已,升右参政管宣慰事,与明辅俱受银币之赐。”梳理起来,湘西土兵与倭寇发生了多次战事,常常惊心动魄。


11、一次鼓舞士气的盛墩之战


        盛墩战役,这是永保土兵与倭寇交锋的第一次大捷。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倭寇骚扰临近京杭大运河的盛墩村(今江苏省吴江市平望镇胜墩村、沪苏浙高速公路交汇处)。广西田州瓦氏夫人率领“狼兵”发动进攻,受俞大猷统一统领的永顺、保靖土兵乘船协助作战,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倭寇船只中箭起火,乱作一团,被斩300多人,永保土兵抗倭首战告捷。盛墩大捷, 大长了吴江军民抗倭士气。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此战的胜利, 将“盛墩”改名为“胜墩”,今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丝绸之乡”。 至今,还有《胜墩歌》唱道:“凯歌浩荡三吴舞,胜阁嵯峨万里扬”。但某些资料上诸如“军民同仇敌忾, 浴血奋战, 取得了歼敌三千的辉煌战果。我军民为国捐躯的亦不少, 宣尉彭荩臣不幸阵亡”之类记载,实为错误。

         三丈浦战役,可谓乘胜追击,再败倭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4月,倭寇不断侵扰常熟三丈浦。苏州兵备副使任环(1519—?山西长治人)统一指挥保靖土官彭守忠率领的土兵1000余人以及常熟知县王夫(1516—1555,今江苏常熟人)的民丁3000多人,三面围攻倭寇,俘斩倭寇280多人,焚烧倭寇船只27艘,倭寇溺毙者比比皆是。当时,常熟一度成为吴越一带抗倭战斗的榜样。明朝廷称赞这次战役为“我兵未捐一人,自用兵以来,陆战皆胜,未有若此也。”史载,当时江浙群众柔软畏敌,令人难以想象,常出现“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的状况,甚至出现松江府偌大一座城池竟因报事者入城随应“我来了”被误听为“倭来了”,导致 “满城男女奔窜,父子相失,夫妇分歧,市户不扃,担负弃物而遁,举城鼎沸,守城兵皆弃戈而走。”可见,盛墩战役首胜,三丈浦战役再胜,有力打击了倭寇的骄狂气焰。这有点类似于1937年八路军以少胜多的平型关大捷,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2、一枚“东南第一功”的辉煌军功章


        湘西土司的威名与王江泾战役的硝烟密切相关。1555年上半年,徐海统领的最大一支倭寇约2万人盘踞在柘林(今上海奉贤南海滨)、川沙洼(今上海东南五十四里)一带,不时四处骚扰,弄得民不聊生,成为当地一大祸害,也成为平倭统帅张经的一块心病。可谓“此倭不除,倭害难消”!于是,曾担任过嘉兴知县的张经坐镇嘉兴,调集永顺土兵彭翼南部、保靖土兵彭荩臣部、广西田州狼兵以及明军俞大猷、胡宗宪、卢镗、汤克宽各部等3万兵力,集聚王江泾(今浙江嘉兴王江泾镇,因以王、江两姓为盛,故名)围堵从平望(今江苏省吴江市平望镇)奔窜而来的5000多倭寇。5月1日晨,当倭寇窜到王江泾地区时,明将胡宗宪、卢镗率领的彭荩臣所部保靖土兵从南面进行截击,俞大猷率领的彭翼南所部永顺土兵在北面追击,汤克宽率领的温州、台州、南通、吴淞等水师从中路进攻,当地民众挥舞锄头助阵,团团合围倭寇。最后,斩获倭寇1980余级,烧死溺毙者甚众。残余倭寇仓皇逃窜,又遭瓦氏夫人统领的广西狼兵阻击。倭寇逃到柘林时已不足200人,只好仓皇渡海远遁。清顺治年间提督、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的纪事本末体私人笔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是这样记载这次战役的:“(1555年)五月……时倭寇自柘林犯嘉兴,经遣参将卢镗督狼土兵水陆攻之,大败贼于石塘湾。贼北走平望,俞大猷邀击,奔平望至王江泾,永顺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蹑其后,遂大败之。斩首二千级,溺死者无数。余众奔柘林,纵火焚其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遁。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江泾大捷”,这也是明朝东南倭患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抗倭军事胜利。王江泾大捷是明朝嘉靖年间抗倭以来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不仅歼灭了倭寇的有生力量,而且扭转了抗倭斗争的被动挨打局面,使明军由消极防御态势转入全面进攻态势,鼓舞了朝野上下抗倭必胜的斗志,增强了彻底打败倭寇的信心。因此,嘉靖皇帝称,“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 为了纪念这次抗倭大捷,明朝将王江泾表旌为“平倭泾”、歼灭倭寇的地方为“倭墩浜”。后世文人墨客曾写诗歌咏:“一擎残石卧荒烟,凯捷当初奏管弦,至今海氛容易靖,追思俞(大猷)戚(继光)竟茫然”。 湘西土家后人赋诗曰:“溪唤艨艟气吐虹,土家磨剑水生风。王江泾境歼倭寇,荣获东南第一功。”“塞涧艨艟蔽日旌,随波入海斩狂鲸。东南第一功勋著,我立溪边愧姓彭。”

        后人关于王江泾战役的评价,翟非翟星在《平倭英雄彭翼南》一文中说得比较中肯,现摘录如下:“毋庸置疑,就最终战果而言,王江泾大捷是明嘉靖抗倭战争以来首次取得的一次全面胜利,《明史》评价此战是‘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明实录》称此役为‘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就战役直接影响而言,王江泾大捷足以堪称明代嘉靖抗倭战争的转折点,提振了民心,鼓舞了士气,粉粹了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整个抗倭形势趋于好转。当时身为都御史的胡松在《王江泾之捷》中的叙述可谓是切中肯綮:‘盖自是,嘉兴、杭州人始安,枕军民主客始知贼犹人,非真若鬼神雷电虎豹然,不可向迩,浸有斗志。’ 直接统军参战的总兵俞大猷对王江泾之捷作用评说更是一语破的:‘此为大败倭贼之第一次。继此以后,到处之兵,皆知倭贼有可破之势,累累有擒斩之报。江南地方得有今日之太平者,其源实始于此。’就作战的军队而言,王江泾大捷几乎可以说是一次以土家族、壮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军队为主导,充分体现民族团结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倭寇的完胜。早在嘉靖五年,彭翼南的祖父彭明辅、彭荩臣的父亲彭九霄就应调征讨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擒斩首领岑猛,而岑猛的妻子恰恰就是率领狼兵参加王江泾之战的瓦氏夫人岑花。要说彭翼南、彭荩臣与瓦氏之间没有任何积怨宿恨———尽管这种积怨宿恨很大因素是因明王朝没有休止的征调而生———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共御外敌的民族大义面前,这种积怨宿恨已被双方远远抛在脑后,我们看见的却是不计前隙的包容,是心照不宣的策应,是肝胆相照的邀击,是义无反顾的冲杀,这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最为难得而又最需弘扬的民族精神!”


13、一桩比窦娥还冤的历史冤案


        然而,历史总是那么作弄人。作为总指挥,张经本是王江泾大捷的前敌总指挥,但因小事结怨的严嵩党羽赵文华,却向嘉靖皇帝诬告张经、李天宠“糜饷殃民,畏贼失机”。嘉靖皇帝大怒,马上下诏逮捕张、李入狱。这时,本来完全可以为张经洗清冤情的王江泾捷报远道传来,但“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严嵩在嘉靖皇帝问讯他时,竟然颠倒黑白地将王江泾大捷完全归功于赵文华和胡宗宪。被毛泽东称为“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的嘉靖皇帝虽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自毁长城,下诏将张经、李天宠及敢于直言的兵部员外郎杨继圣于王江泾大捷后不到半年的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同日斩于北京西市。当年这一冤案导致“京师震骇,谓国家一日杀三贤能臣,罢市者累日。”在抗倭中屡立战功的瓦氏夫人闻讯后极为悲愤,告老还乡,不久病逝。据传,瓦氏夫人出殡时曾以18副棺材分别从田州城四个城门分散运葬城外,以至于至今无人确知瓦氏夫人的真正灵柩和安葬之地,成为了难解的历史之谜。而张经冤案,后经其孙子多次伸冤,才得以平反。于是,后人在张经的墓石上刻有“冤同武穆”的诗句,将他和抗金英雄岳飞(1103-1142,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相提并论。后人诗咏:“第一平倭迹,荒墩弔昔人,秋风寒白骨,夜雨湿青淡,狼辱功何补,将军战有神,亏临京观壮,冤狱竟谁审”。

        相对于张经而言,彭荩臣、彭翼南、瓦氏夫人等人是幸运的。瓦氏夫人“以俍兵应调至苏州剿倭,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银币,余令军门奖赏。”江浙地区至今尊称她为“宝鬓将军”、“石柱将军”,视为抗倭“长城”。永保土兵由于在王江泾战役中骁勇善战、队列灵活、善使钩刀,并给倭寇以沉重打击,更是得到朝廷首肯和社会各界的如潮好评。当时明朝御史大夫就说过:“王江泾数千倭子乘势西上,非永保兵力阻挡,倭何所不至?”因此,明史称这一战役“自有倭寇以来,东南用兵未有逾此者,此其第一功云”,嘉靖皇帝于是大奖永顺、保靖土兵,除给彭翼南、彭荩臣赐予银币外,还赐三品服,授“昭毅将军”, 并晋升为“云南布政使右参政”,但仍管永顺、保靖宣慰使司事。同时,赐彭明辅银两,赐彭守忠冠带。此外,还准许永顺土司在今湘西永顺老司城立“子孙永享”牌坊,以昭纪念。至今,在湘西永顺老司城的紫金街,还可以见到明朝所建的“子孙永享”石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帝还赐彭翼南一支防身手铳。该手铳为“天”字陆佰号,为嘉靖二年造的明代制式“手枪”。其铳为精炼黄铜所铸,铳身有镏金痕迹,铳呈管状,口径2.4厘米,全长45厘米。药室11厘米、壁厚1厘米。铳尾阳刻五字:“嘉靖二年造”,阴刻五字“天字陆佰号”。据说,这支嘉靖手铳现藏湘西一彭姓收藏家手里。


14、一种博弈“蝴蝶阵”的“摆手阵”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夏天,陆泾坝战火点燃。这年7月,松江、柘林倭寇1000多人侵犯苏州一带。保靖宣慰使彭荩臣、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率领土兵与俞大猷、任环所带领的官军跟踪追击,围倭寇于苏州的陆泾坝。由于各路土、汉官兵英勇作战,最后擒拿倭寇头目,斩首五六百级,倭寇被水溺死者不计其数。曾任湖广总督的明朝兵部尚书张经在抗击倭寇战争中曾说过:“短兵相接,倭寇甚精,近能治者,惟湖广钩镰枪弩之技。”民间传说,在这次战役中,倭寇的“蝴蝶阵”与永保土兵的“钩钩刀”有过有趣的生死较量。当时明军与倭寇两军对垒时,常见一群赤脚的倭寇穿着白衣,手舞双刀,吹着海螺,像旋风一般地“滚”过来,直冲明军的队形。这便是倭寇当时惯用的“蝴蝶阵”。何谓“蝴蝶阵”?就是倭寇将一些擅舞刀剑者组建为排在队形正前方的冲锋队,但见其刀光飞绕,令人眼花缭乱,好象蝴蝶飞舞一般,故名“蝴蝶阵”。布局“蝴蝶阵”时,阵法指挥者将手中纸扇一挥,即为进攻的号令,整个蝴蝶阵兵力便一拥而上、乱刀砍杀,往往所向披靡,这使明军常遭打击。后来,永顺、保靖土兵中的钩刀手及其“旗头阵”、“摆手阵”成为倭寇“蝴蝶阵”的克星:面对倭寇“蝴蝶阵”,永顺、保靖土兵钩刀手扎住阵脚,一点也不慌,待蝴蝶阵的敌人队伍逼得很近时,便一齐往敌人防备相对空虚的下部攻击,用湘西有名的带钩长刀把敌人砍倒。倭寇一看形势不对,慌忙吹海螺撤退。后来,倭寇为避开正面永保土兵钩刀手的锋芒,决定改正面进攻为侧面进攻。明军指挥官任环探知这一情报后,命令马上相应地变更阵法,把钩刀手的位置和两翼的其他兵种对调。当倭寇满怀信心地舞着双刀从两侧进攻时,正好遭到钩刀手的“砍瓜切菜”。此战,杀敌500多人。据说,当时居住在虎丘少林寺的天际和尚高超的武功被任环访知后,也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毅然不顾佛教“不可杀生”的戒律,出寺参加多次抗倭并立了不少战功,但平定倭寇后坚决不接受朝廷所赐官职,仍然做一名佛门弟子。


15、再一次冲上抗倭战场

        乍浦战役是湘西土司抗倭的后续战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5月前后,倭寇和大海盗徐海等10000余人聚集在乍浦(今浙江省平湖市乍浦),焚舟以示死战。永、保、容美土兵再次奔赴沿海战场,参加抗倭战争。8月20日,抗倭各部发起了对盘踞在乍浦沈庄的倭寇的总攻击,直捣巢穴。25日,官兵四面包围,永保土兵左右列阵,容美土司田九霄扼青村、黄浦及出海之路。土兵手持火把,鼓噪而进,冲入敌阵,火烧倭巢,连战数十合,贼寇大败。《倭变事略》这样记载:“自寅至酉,连战数十余合各贼大败,擒斩(倭寇)一千二百余名颗、焚死倭寇不计(其数)。”倭寇首领辛五郎、徐海、麻叶、陈东等都被擒拿,其中徐海投水毙命,其首级被汪浩、田有年等士兵割取。这就是“乍浦沈庄大捷”。至此,“两浙倭渐平”,为害沿海数年的倭害终于铲除。

        还有,舟山战役。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2月,舟山倭寇顽抗,明朝官兵久攻不克。土司彭显宗率领永保、镇溪(今吉首市)、桑植、容美等地6000土家苗族兵力赶赴舟山,在俞大猷的指挥下,利用大雷雨天气对倭寇发动四面围攻,焚烧倭寇营房,取得舟山之捷。至此,江浙 沿海倭寇完全肃清,湖广土兵、苗兵被称为“居功至伟”。

        不过,据说湘西土兵也有过“连路打劫”现象。《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土司》载:“时保、永二宣慰破倭后,兵骄,所过皆劫掠,缘江上下苦之。御史请究治,部议以土兵新有功,遽加罚,失远人心,宜谕责之。并令浙、直练乡勇,嗣后不得轻调土兵。”这件事曾一度被人诟病。但是,400多年后一位写作《沈从文传》的美国人金介甫中肯地评价说:“人们常说湘西民族性(民心)凶狠、野蛮、爱做土匪、决斗、部族暴动、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名声其实来自意存轻蔑的外乡人。一到全中国被人指为积弱不振的关头,湘西那股狂热劲以及湘西部队又会重新被人认为是一股原始动力,说明民族的活力没有被传统的风气弄得荡然无存。”此语中肯,值得玩味。


16、一位令人敬仰的抗倭功臣


        完成两次抗倭征调后,彭荩臣受到明朝廷不少赏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彭荩臣病卒云南,回葬保靖县迁陵镇风筝坪。其妻向氏(也有传为白氏者)在他死后以及丧子之后,代孙掌印,保境安民,精心治理保靖地区,化解王位之争,辅助孙子成为一代贤明土司,受到朝廷嘉奖。因此,后人称之为“希拉里式的土家族土司夫人”“湘西版孝庄皇太后”。现在,彭荩臣的墓地前建有华表,上刻一幅楷书对联:“苗土著功,一万健儿驱东南;满门忠烈,报效祖邦斩倭奴。”这里的“满门忠烈”是指,在嘉靖抗倭中,彭九霄因身体有疾,彭荩臣的大哥彭虎臣继承宣慰使职并在广西田州对岑猛作战时不幸阵亡,然后彭良臣又继彭虎臣宣慰使职并在作战途中染病而卒,彭荩臣又袭宣慰使职继续作战。可谓历代征战,“满门忠烈”。

        直到今天,彭荩臣还是湘西土司中一个常被提起、值得怀念的著名土司王,不论朝廷还是民间多有赞咏。比如,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明世宗下诏,这样评价彭荩臣:“彭荩臣韬略传家,忠贞世笃,属遵钦命,固守雄藩;云屯万灶,素娴坐作进退之方,雾拥千军,深得拒地攻围之法。奉简命而亲督征戎行肃,备先驱而从薄伐纪律严明。先年洞苗梯穴,畏若顺昌之旗,近日倭寇犁庭,慑比阴山之哭。伟绩久矣!” 后人在今天保靖县城的酉溪公园中心一较高的山坡,建有“将军山”,据说曾是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将军彭荩臣练兵闲暇时与官兵谈心散步的去处。附近还矗立毛泽东的业师袁吉六先生的墓,以及为纪念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杨霞而建的“杨霞体育馆”。历史是如此的血脉相通、不可割断。保靖县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古代、近代和现代3位杰出人物都铭记在心,时刻感受其精神力量。500年过去了,彭荩臣这位抗倭英雄一直活在土家族人民的心里,成为土家人“祭家先”时最重要的祭祀人物。


17、一位文韬武略的少年英雄


        “永有翼南保荩臣, 你犄我角战东南。倭冠葬身王江泾, 战功第一代代传。”14岁就当上永顺土司王、18岁就率军奔赴我国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并荣立“东南第一战功”的少年英雄彭翼南,  与其祖父彭明辅同为抗倭战场上的民族英雄。1555年,在参战各路军队参加的嘉兴庆功宴会上,南京兵部奏报:“蕞尔倭寇连年内侵,东南要区屡遭屠戮。彭翼南闻调远赴,深为勤王之念,竭力效命,用成奏凯之功,元凶就戮,余孽悉平,功劳茂著,良可嘉赏。” “彭翼南集难驭之苗,冒长江之险,为皇敌忾,捐躯报国,宜超咨赏,以励精忠。”明世宗嘉靖皇帝还准许永顺土司在其王城也就是今天的永顺县老司城村立“子孙永享”牌坊,以昭纪念。至今,在老司城的紫金街还可有幸见到这一铭刻“东南第一功”抗倭大功而不忘、历经400余年风雨沧桑而不朽的著名石坊。那么,彭翼南为何能取得抗倭斗争的伟大胜利呢?后人多有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周方高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黎民所写的论文《土家彭翼南在江浙的抗倭事迹述评》是这样分析的:“明嘉靖三十三年和三十五年,湖南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等两次奉调率土兵参加抗倭斗争。土兵的参战对扭转明王朝抗倭屡战屡败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明朝的军队乃至清代曾国藩的湘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土兵能建功立业的原因主要有:彭家优良的家风铸就了忠君爱国之情;彭翼南善待土兵、严于律己、治军有方;土兵特殊的人员构成,特殊的阵法以及特殊的战斗纪律。”

据说,彭翼南还工于写诗和绘画,并要求土家子弟学习汉族文化。他还建造“翼南书院”,为土家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至今仍在激励后人生命不息、求学不止。即使到了现代,永顺县的文教工作仍是卓有成效,涌现出土家诗人彭勇行、“中国盐碱大王”李烛尘(1882-1968)等一批名人。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可以说,彭翼南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有勇有谋、善于用兵的军事家。


18、一根供建故宫的湘西神木


        后来,湘西楠木再次改变了彭翼南的命运。2010年10月29日,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1954-,江苏江宁人)站在永顺县老司城遗址前,不断和时任湖南省副省长郭开朗兴奋地重复着这句话:“老司城是土司统治时期中国土家族文化的中心,曾为故宫的兴建运送过珍贵楠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彭翼南抗倭班师后,又因向朝廷进献楠木有功,被朝廷晋升为“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明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执行朝廷政令,但职权仅限于民政和财政),并赠大红飞鱼服(注:大红飞鱼服是明代国家织造局专织的一种图案为飞鱼形、仅次于蟒袍、一定品级官员才允许穿的隆重官服)三袭。明史是这样记载的:“四十二年以献大木功再论赏,加明辅都指挥使,赐蟒衣,其子掌宣慰司事,右参政彭翼南为右布政使,赐飞鱼服,仍赐敕奖励。四十四年,永顺复献大木,诏加明辅、翼南二品服。”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送几根楠木就可以加官进爵呢?在这里有必要说说“凌霜不肯让松柏,作宇由来称栋梁”(唐史俊诗)的中国“皇帝木”——楠木。楠木,古称“柟木”,为我国特有的珍贵木材,它并不是特指某一种树木,而是樟科楠木属或称桢楠属及润楠属树种的统称,名列我国四大名木(楠、楸、梓、樟)之首。从植物性状看,楠木为有清香味、木性温润的高大乔木(高度可达10丈,胸径可达1米),也是扎根深、喜阴凉、寿命长、生长缓慢的中性偏阴性树种。从木材功用看,因其不翘不裂、硬度适中、韧性很好、富有香味而堪为大用,是我国自古以来制造社稷之器和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之名副其实的“国之栋梁”。具体说,楠木的功用特点为:一是木质坚硬耐腐,“水不能浸,蚁不能穴”,埋在地里可以几千年不腐烂,所以历代皇帝的棺木多采用金丝楠木(指古代皇帝御用的经过特别甄选出来的特优楠木)。二是防虫。古书记载其“百虫不侵”,用它制作的箱柜盒存放衣物、书籍、字画等,可抗腐木菌、白蚁以及海生钻木动物蛀蚀。三是冬天触之不凉、夏天触之不热,不伤身体。宫中常用楠木制作床榻,而其他硬木则不具备此等优良特性。而且,楠木质地柔和,雨天还会散发出阵阵幽香。四是不易变型,很少翘裂。由于纹理顺而不易变形,不仅胀缩性小,而且硬度中握钉力颇佳。五是纹细密瑰丽,精美异常。可谓外表精美,木性温润柔和、润如膏脂。剖开成板后,有的呈现水波纹样,有的还会出现天然的人物、山水图画,十分奇异。久居楠室,久用楠具,可陶然忘困,颐养身性,收到养生、延年、益寿之奇效。现在,楠木现已经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野生植物名录,禁止砍伐,且挂牌保护。

        正是因为楠木有如此功用,故被誉为“皇帝木”、“木中贵族”、“中国国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贵族的专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传说。我国古代从皇城宫殿到皇家园林,从皇帝坐朝龙椅到文房器具,从皇室身前起居陈设到身后陵寝构建,处处都与金丝楠木结下不懈之缘。北京故宫及现存上乘古建筑多为楠木构筑;明十三陵中的长陵祾恩殿,全殿由60根金丝楠木巨柱支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楠木大殿,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建立数倍于今天故宫的皇宫几乎用尽今四川一带所有楠木,这也是对中国楠木资源的第一次和最大一次破坏。汉代,不仅海量征伐楠木大造楠木宫殿、楠木居室,而且上流社会在崇尚黄老养生长寿之术的大背景下,形成凡家具器物非楠木不可的奢靡时尚。在一片楠木幽香弥漫的汉代,中国楠木资源再次遭到摧毁。唐宋盛世,又四处征集楠木建造大明宫,无节制的采伐已经导致楠木资源相当稀缺。苦于其“一木难求”,楠木渐渐转向制作居室家具和用于文人雅士的赏楠品香之习。正是这一时期,敏于观察的文人雅士发现桢楠老料经千百年醇化以后会质变并显现虎皮纹、凤纹、山峰、云海、波涛、霞光、人物等祥瑞花纹,具有非凡价值。明清时期,朝廷考虑到楠木濒临枯竭,便立法规定楠木只能用于皇室建筑及家具,违者获罪。朝廷还设立“造办处”和木政官员专门负责采办事宜。从此,楠木开始成为皇帝独享物品,民间难得享用。明朝法令甚至规定,平民捐献一根楠木即可做官!官员也把采办皇木作为头等大事,向朝廷进贡楠木甚至成为地方官员晋级考核的重要标准。正是在明代,一种皇家御用的名贵楠木——金丝楠木——脱颖而出,而且名扬天下。当时明朝总结历朝历代对楠木的审美体验和家具制作经验,尤其是继承吸收唐宋以来有关桢楠老料醇化后品质发生变化的伟大发现,在皇帝的亲自主导下,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选料工艺:精心挑选经过百年以上醇化的桢楠老料→按制作需要开成不同厚度的板材→再对板材按照质地、花纹、成色进行甄选→得到具备自然与人文艺术之美的特等优质楠木用材。这种精选出来的楠木就是“金丝楠木”。 

        那么,自古视为宝物的楠木主要分布在哪里呢?重点区域是我国四川、贵州、湖北和湖南等地海拔1000——1500米的亚热带地区阴湿山谷、山洼及河旁。一般生长缓慢、“大器晚成”,生长旺盛的黄金阶段需要60--90年,成为栋梁之材则要上百年。

        湘西自古以来就是楠木分布的核心区域,可用作金丝楠木的更是遍布山野溪涧。如《溪蛮丛笑》记载:“蛮地多楠,有极大者刳以为舟。”《本草纲目》记载:“柟木高大,叶如桑,出南方山中。”2002年发现的湘西里耶古城深藏三万多枚秦简的1号井密密扎扎的方形井圈,全是楠木制作。永顺老司城紫金山109座土司王及贵族坟墓里的绝大多数棺材也系楠木做成,祖师殿更是由楠木作为梁柱。自古到今,湘西龙山、永顺的楠木箱就以造型美观、色黄质坚、花纹清晰、经久耐用、自散清香、防潮防虫、耐温御寒而驰名国内外,人称“放丝绸不生虫,盛皮货不走硝”,被誉为“群箱之冠”。湘鄂渝黔地区群众莫不跋山涉水而来订购,一度还成为著名的外贸出口商品。而当地人每逢嫁娶,必从山中采伐楠木,请来能工巧匠制作楠木箱,甚至还把有无楠木箱作为衡量婚嫁档次高不高的重要标志。

        正是因为楠木珍贵,“敬献楠木”居然一度成为地方官员加官进爵、博取皇恩、获取赏赐、免除罪过的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段。当然,这也成为历代湘西土司维持土司小王朝与中央王朝之间“岁贡”关系的重要物品。据《明史-食货志》记载,“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在明代,湘西溪州土司有“六贡楠木”的故事。第一次,明正德元年(1506年),永顺宣慰使彭世麒进贡大楠木200根。第二次,明“正德十年(1515年),永顺土司彭明辅献楠木三十根,次者二百根”。第三次,“正德十三年,永顺土司彭世麟献大楠木四百七十根”。第四次,正德十三年,彭世麒之子“又献大木备建宫室”。第五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永顺土司因献楠木,彭世麒加升为都指挥使,彭明辅获授正三品。第六次,永顺土司“复献大木”,再次受到奖赏。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营建北京太和殿,永顺土司彭廷椿把数百根大楠木交辰州府运京,后晋升十级。所以,后人写诗赞曰:“楠木叶香自动风,森森独秀五溪中。北京营造太和殿,采伐栋梁立首功。”又因当时皇帝对土司进贡楠木的“回赐”(奖赏)远远超过所贡货物价值,故这种通过进大木(进贡楠木)而与朝廷建立的变相的经济贸易形式被后人称为“皇木经济”。专家研究指出,明代湘西土司时期经济社会的一度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赖于湘西楠木的出售与进贡。 2014年1月29日我参观故宫时,导游指着太和殿漆红的楠木柱子说:“历史上太和殿曾经经历3次火灾,唯独从湘西土司地区运来的上千根楠木柱子没被烧掉,因为楠木的材质实在太好了!”

        但是,旧时湘西土司要将成百上千的大楠木运至几千里之外的京城,绝非一件易事,而是千里辗转、一路血泪!明清时期,湘西向中央王朝敬献楠木唯一的交通线路是走酉水——沅水——洞庭湖——长江——京杭大运河水道,且都为民夫扎排赶羊般流送。如此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运输方式,怎能不艰难!明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就这样记载伐木运木之难:“木非难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木值百金,采之亦费百金;值千金,采之亦费千金。上下山坂,大涧深坑,根殊既长,转动不易。遇坑坎处,必加他木搭鹰架,使与山平,然后可出。一木下山,常损数命,直至水滨,方了山中之事。而采取之官,风餐露宿,日夕山中,或至一岁半年。及其水行,大木有神,浮沉迟速,多有影响,非寻常所可测。”嘉靖年间还有因修九庙而从湘西艰难采集运输楠木的如是记载:“嘉靖癸卯四月,朝廷建九庙,命内弟主事吴宗乾取木于湖广辰州、卯洞,其木竟头高丈六,用力尤难于前,死夫不可计。得至水口,忽风雨,一木复入于山曲处,余木得达闸河。河又无水难行,吴祭而祷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水三尺矣。此皆可见朝廷之福,神助之也。”就连明嘉靖年间的权奸严嵩也曾对楠木艰难的运输情况作过陈奏:“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而采伐楠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难怪民间流传“一根楠木一条命”的说法。所以说,在今天故宫那美丽壮观的建构中,是有湘西地区的一份独特贡献的。


19、一份湘西土司的温暖记忆


        2015年7月,我来到永顺老司城遗址搜集有关永顺土司的资料。当地一位村民告诉我,彭翼南的血性和气场大得很,照亮了这片阴森森的遗址。后世对彭翼南评价甚高。一方面,认为他将土家族英勇顽强、敢于担当的民族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土家族民族精神的体现者、传承者。“彭翼南率兵去平倭,倭寇尸首塞满河。土兵立了第一功,凯旋归来摆手歌。”象这样的歌谣,满含着民族的自豪、自信、自尊、自励!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8年,永顺人民为了纪念彭翼南抗倭功绩,砥砺抗日斗志,在县城西北山坡建立“翼南楼”,作楼联云:“破虏溯当年,浙海东南传伟绩;鼓鼙思壮士,大乡(注:大乡,即永顺、龙山一带旧称)西北有高楼。”总之,武略意义上的彭翼南总是令人感奋。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是一位开明进取、对外开放的土家族首领。他重视土家子弟教育,先后建立许多书院,这对提高土家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促进土家族地区对外开放,做出一定贡献。

        如今,在著名的永顺芙蓉镇景区和永顺县城修有彭翼南纵马驰骋沙场的雕塑,在游人如织的老司城遗址保持着纪念彭翼南的翼南牌坊,在湘西州林林总总的历史出版物里绝对缺不了彭翼南的事迹……作为湘西土家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彭翼南始终是由湘西土司编织的那片天空中很亮很闪烁的一颗星星。

         据史料记载,湘西保靖土司彭荩臣和永顺土司彭明辅本来为争夺土地、人口一直在血战,简直到了势不两立的境地,是我国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使两位土司冰释前嫌,共赴国难,一致对外,并以湘西人的勇武、刚悍以及奇特的战术和武器装备大败倭寇直至最终消弭倭祸,维护了当时我国东南沿海的富庶和繁华。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假如某个永顺人与保靖人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建议温习一下这些历史资料:“非永保兵力阻挡,倭何所不至?”“王江泾之战,保靖掎之,永顺角之”…… 


20、一种回望历史的现实思考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说:“老司城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军事性城堡,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最具典型的古文化遗存。老司城遗址及溪州铜柱,是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中国土司制度及区域民族自治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考察老司城遗址后说:“永顺老司城的价值就是土司制度的历史记忆、活化石。……要把永顺建成土司遗址保护中心、土司文化(感受)展示中心、土司制度研究中心,打造全国独一无二的土司中心”。 

        那么,何为土司制度?“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衙署;又指少数民族地区自置官吏、拥兵自统、世代承袭的当地首领或者说“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我国历史上的土司可以划分为7种类型,即宋代出现的抚慰型土司和政务型土司,元代出现的僧官型土司,明代出现的羁縻卫所型土司,清代出现的札萨克型、土弁型和土屯型土司。“土司制度”, 也叫土官制度,不仅包括中央王朝管理土司的制度,而且也应包括土司约束周边土司的制度和土司治理家族村社的制度。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也可以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民族政策或者政治制度。它效仿或者说源于秦至宋王朝的“羁縻制度”,发展到元、明、清时称为“土司制度”,结束于清雍正“改土归流”。其本质上类似于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相互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

        土司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政治上,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割据一方的势力范围, 严重妨碍中央集权,也加剧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经济上,中央朝廷一般只满足于征收纳贡、征战,土司则维持原来的封建领主经济方式,向土民征税收租,索取供奉。对待土民,“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不敢言”,“土民如在水火中”。总体上看,土司时期经济属于一种土民对土司具有人身依附的封建领主经济,严重阻碍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军事上,组建一定规模、负责日常防务的营兵即常规军,皆训练有素。交通上,土司区域被视为“化外之地”,土民不属于“在册之民”,土司往往“自王其地”,这自然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和治理。中国历史上,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曾盛行土司制度,而土家族地区则是明朝最早设立土司建置的地区。明清时期,广泛推行土司制度。从积极意义上看,土司建置无异于一种“ 润滑油”,较好地解决了湖广行省西部的安定问题,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央王朝与地方少数民族的矛盾。同时,也许对于今天来说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土司制度客观上曾使土家族的活动地域更加稳定,民族特点得以保持。特别是湘西土司重视教育,使得湘西教育事业得到发展,湘西永顺府“自设府分县以来,学之没有年,诵读之声不辍,应试之子,不下千有余名,人文几同内地。”张景龙先生的《湘西土司王》序言中说:“在湘西地区文明进程中,土司王朝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记忆。从五代时期至清朝‘改土归流’之前,州境一直实行土司制度,绵延了八百余年的土司王朝,使湘西地区的文明得以发展,民族得以融合,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稳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遗存和文化信息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回首彭家霸业销,节衙空落古旌旄,秋风城阙鸟飞散,夜月风高虎怒嚎。破庙犹存新俎豆,沉沙难埋旧方刀,空余八百余后事,付与灵溪咽暮涛。”伫立老司城遗址的灵溪河畔,不由想起了这首土家族竹枝词。老司城遗址安放的是历史的辉煌,溪州铜柱铭刻的是民族的往事。但是,今天的发展却需要克服山地小农思维,需要“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之意识,需要“引进来”的兼容并蓄之承载。

        历史是如此厚重,溪水却是如此清澈。






        杨秀莠:男,湘西人,湘西自治州政协委员、湘西自治州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湘西自治州商务局投资管理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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